■中国工业报记者 孟凡君

　　“现在，中国正在热播一个电影叫《红海行动》，某一方面也启示我们，风险是永远存在的，救援也永远在路上，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更好地加强风险的防范意识，促进风险防范，使成本和风险降到最低。”近日，在2018中国企业走出去风险发布会上，中国海外产业协会会长胡卫平做出如此表示。

　　近两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有所放缓，但对外投资的结构、质量得到进一步优化，中资企业“走出去”愈发理性。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国情和投资环境，对待外资的态度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投资风险和回报前景存在巨大差异。胡卫平建议：第一强化企业投资风险的意识，严格审核投资融资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第二构建投资风险管控系统。第三加大风险防控的力度，建立企业投资风险的防范预警机制。第四从源头抓起，在实施海外投资项目前，扎扎实实做好风险评估工作，制定好风险应对的预案和投资的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的管控成本，有效规避和防范海外企业风险。

中国为实现新型国际合作开辟新路径

　　胡卫平介绍，五年来，中国经济实力跃上新的台阶，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加到82.7万亿元，财政收入从11.7万亿元增加到17.3万亿元，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3%，已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的群体。尽管2017年世界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但中国依然交出了十分亮丽的经济年报，稳定性、包容性、韧性也显著增强，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可圈可点。

　　2018年前两个月，中国经济继续向好、向稳、向高质量发展，规模以上工业经济增加值同比增长7.2%，比2017年12月份增长了一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中国由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落地生根，经济运行起步稳、开局好。同时也看到，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从理念转化为务实的行动，从愿景转化为互利合作的新阶段，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受欢迎的世界型公共产品，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建设项目成功落地生根，为中国和各国共同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胡卫平表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具有鲜明的平等性、开放性和普惠性。五年来，中方与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同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一大批标志性的重点项目实施顺利，为当地经济发挥了雪中送炭的效力。就2017年的情况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贸易额达到了73745亿元，较2016年增长了17.8%，其中出口43045亿元，增长12.1%，进口30700亿元，增长26.8%。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完成的营业额达到了855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了12.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的新增企业达到了3857家，较2016年增长了32.8%，发展的势头应该说一年好于一年。与此同时，中国为使各国搭上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不仅注重深化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更加注重开放政策和规则的软联通，为复苏和繁荣全球经济创造了新动力，为实现新型国际合作开辟了新路径。

积极引导和支持企业对外开放和投资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小米公司董事长兼CEO雷军在提案中建议，国家建立“一带一路”综合服务平台，护航民营企业“出海”。这位有着切身体验的民营企业家坦言，小米“走出去”并非一帆风顺，企业国际化是一个坑一个坑摔出来的。

　　胡卫平认为，在推进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上，中方始终强调积极引导和支持企业对外开放和投资，大力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有力促进和形成全方位，更高层次开放发展新格局，特别是中国正在制定促进外商保护，突出走出去、引进来并举的方针，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突出为外商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投资环境，保障合法投资权益，突出外商享受国民待遇，创造更加宽松的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企业营商的环境。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中国仍是全球第二、最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国，根据美国商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76%的会员企业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正在改善，并保持稳定。当然，国外企业在来华发展中，经常也抱怨遇到一些门槛的问题，为此中国将按照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构造开放型经济的要求，全力推进更高层次的市场发展，为企业走出去、引进来创造更多更有利的条件，迈出实际步伐。第一，大幅度放开市场准入。第二，坚持问题导向。第三，积极促进内资与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第四，实施境外投资环境，境内投资利润。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形势正在加速转换，从追求数量型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的增长，已向世界张开双臂，展现新时代的市场活力与潜力，热情欢迎各地区参与和分享中国发展的新机遇。

　　江泰国际合作联盟、江泰全球救援联盟主席沈开涛介绍，2017年中国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累计超过1200亿美元，但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尤其是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更加重大，任务更加紧迫。从国际环境看，逆全球化思潮泛起，给世界和中国经济合作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外资并购面临各国政府的严格审查，对外投资风险加大；技术、环保和劳务等方面要求越来越高，考验着中国企业的应对能力。从国内情况看，对外投资出现了新特点：一些战略上的宏观规划布局，进入到实际操作阶段；许多省区由产品、企业走出去，发展到园区化集群走出去；各级政府对“走出去”项目从适度放松项目审批监管，转向加强项目备案审批和过程监管。因应种种变化，无论政府还是企业乃至自然人，更加关注“走出去”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沈开涛认为，随着对外投资的新问题、新挑战的不断出现，单纯依靠行政监管手段，远不能保证对外投资和公民的安全，急需搭建商业化、平台化的风险管控平台。在布局和共建“一带一路”中，面对日益复杂和多元化的情况，国家间的政府外交管道无疑是最重要的，武装力量参与的军事斗争手段也是必须的。所以，从问题导向看，中国企业走出去要聚焦三方面的提升。一是提升对外投资风险的能力；二是提升对外投资安全保障的能力；三是要提升对外投资纠纷化解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