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报  吴晨  王珊珊

当“中国制造”享誉全球，“中国服务”的下一站在哪里？是让每一次就医不再拥挤排队，让每一位老人老有所养，让每一笔融资不再因“轻资产”被拒之门外——还是让中国标准、中国品牌、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增强全球竞争力与人民群众获得感。这份高规格文件从生产性服务业全链条补强、生活性服务业能级提升、数智化转型、标准化建设、开放合作等多个维度，系统部署了未来五年服务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与政策保障。

补齐生产性服务业“卡点” 筑牢制造强国根基

《意见》提出，要围绕研发设计、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检验检测认证等环节，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

“当前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金融的核心卡点，集中于高端供给不足、标准体系缺失、要素流通不畅。”常信科技CEO葛林波在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时指出。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高政扬告诉中国工业报，在研发设计领域，尽管工业设计企业数量快速增长，但具有全球品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仍较为稀缺，设计服务与高端制造价值链上游环节之间存在脱节，导致原创性、突破性设计供给不足。检验检测领域受制于国际互认壁垒，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存在差距，高端仪器设备依赖进口，推高制造业成本，也限制“中国服务”的全球话语权。供应链金融的痛点在于信用传导机制不畅，存货、订单、仓单等质押缺乏统一的评估与流转平台。他认为，要突破这些“卡点”，需要强化平台型服务机构的纽带作用，推动标准互认、数据互通与产融协同，真正实现从单点突破向全链条赋能的转变。

“当前最核心的‘卡点’并非单一的技术缺失，而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断链’与‘错配’。”湖南中财开元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胡双对中国工业报表示，具体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研发设计与检验检测的“供需错位”。许多产业园区虽有制造业集聚，但严重缺乏高水平的技术中试平台与知识产权服务，导致企业新产品迭代慢、专利布局弱；面对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检验检测的标准与方法滞后，高端检测服务供给不足，无法满足企业研发验证和“出海”的认证需求。二是供应链金融的“资产穿透难”。动产质押融资、供应链票据等工具虽被提及，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产业链数据孤岛现象严重，金融机构难以核实底层资产的真实性，导致资金难以精准滴灌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折扣率高且流程繁琐。三是复合型高端人才的结构性短缺。既懂前沿技术又懂市场运营的技术经纪人、供应链管理师、数字营销师严重匮乏，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赋能多停留在低附加值环节，难以向“全生命周期管理”和“系统集成”的高端价值链延伸。

远东资信研究院研究员黄美霖则从工具链、标准化和风控体系三个维度进行了深化分析。她对中国工业报表示，实现生产性服务业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可能在于能否突破三大“卡点”：一是能否补上研发设计侧的工业软件/EDA与高端仪器等核心工具链短板。我国在EDA等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领域长期面临“卡脖子”问题，本土厂商大多提供单个环节的设计工具，缺乏覆盖全流程的设计平台；二是能否缓解检验检测与质量基础设施的标准化、数字化能力方面的不足。当前检验检测领域标准化、数字化能级存在一定不足，质量基础设施协同性偏弱，尚未形成覆盖研发、生产、质控、供应链的一体化标准体系，行业智能化、在线化检测能力仍需补齐；三是能否打通供应链金融的数据标准、风控与跨主体协同机制的堵点。在动产与专利质押融资、供应链票据、高风险识别等方面仍缺乏“真交易、真数据、真风险”的全链条风控体系，跨主体数据确权、隐私计算、合规标准与跨境标准互认尚待探索。

黄美霖进一步提出，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向“服务强国”的跨越，需从三大主线协同发力，全面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整体能级：首先，以“算力+高质量数据集+工业软件平台”为核心主线，深入落地“人工智能+”行动，统筹布局智算云、边缘算力与新一代通信技术，推动研发设计类软件迭代升级，补齐工业软件短板；其次，以“标准化+质量基础设施+认证体系”为关键主线，加快检验检测标准化、数字化、认证能力建设，构建覆盖研发、生产、质控、供应链全链条的一体化标准体系，依托统一标准重塑行业规范与公信力，持续深化服务型制造发展，强化质量支撑与第三方专业服务能力；最后，以“多元化金融工具创新+全链条风控机制+存量资产盘活”为保障主线，建立“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全生命周期融资体系，落实信贷贴息政策，丰富供应链票据、数字人民币、产品研发责任险、中试服务险等金融服务产品，提高金融可获得性与风险对冲能力。同时利用基础设施与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盘活存量资产，促进资产证券化与行业整合，提升优质服务资产的周转效率。

财政金融政策组合拳  重塑服务业投融资生态

《意见》在政策保障部分强调，要丰富财政金融政策工具，包括推广供应链票据、落实好首台（套）保险补偿、推行长期护理保险、支持服务业项目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并对符合条件的生产性服务业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进行阶段性贴息。

远东资信研究院副院长张林从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与风险定价的角度告诉中国工业报，财政金融政策组合将重点从两大维度重塑服务业投融资生态：一是提高中小微民营服务企业的信贷可得性与股权融资活跃度。中小微企业多为轻资产运营，缺乏传统抵押品，供应链金融依托核心企业信用与真实交易数据，将主体信用转化为交易信用，通过订单、仓单、供应链票据等载体打通融资堵点。阶段性贴息政策直接降低融资成本，形成财政与市场协同的风险共担机制，修复市场信用预期。二是通过基础设施与商业不动产REITs的扩围与规则完善，促进资产盘活与行业整合。当前服务业领域积累了商业地产、数据中心、检验检测实验室等大量优质存量资产，REITs将其证券化，帮助企业实现资产出表、降低负债、回笼现金，形成“投资—运营—退出—再投资”的良性闭环。

高政扬则表示，此次政策组合的核心在于构建多层次、全周期的服务业融资体系。一方面，供应链金融与融资租赁可打通中小微企业基于真实交易的信用融资渠道，推动企业融资从抵押驱动向现金流与数据驱动转型；另一方面，REITs等工具有助于盘活服务业存量资产，提升资本周转效率；同时，贷款贴息等政策可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提升其盈利能力，从而推动更多服务业企业提供优质供给或实现规模扩张。

在推动服务业企业上市融资、并购重组及发行REITs的过程中，葛林波警示道，上市融资方面，部分服务业企业业绩波动大、合规管理存在瑕疵，容易引发估值倒挂，损害投资者信心；并购重组过程中，需警惕跨界盲目并购带来的商誉减值，以及国资交易中的合规风险；REITs发行环节，若底层资产运营不稳、信息披露不充分，可能引发流动性风险。

在胡双看来，底层资产运营方面，REITs收益高度依赖租金和运营稳定性，若出现同类产业园恶性竞争或宏观经济波动导致空置率上升，可能触发收益下跌和回售压力。在利用供应链金融、保理等工具时，需警惕虚构底层资产或复杂的多层嵌套结构导致资金空转，防范风险隐匿和向不特定散户传导。

高政扬提醒了四类潜在风险：一是信用风险外溢，尤其是在供应链金融中，核心企业信用向上下游传导时可能被过度放大；二是REITs底层资产质量参差不齐，若现金流稳定性不足，容易引发估值泡沫，需警惕底层资产估值泡沫和现金流预测失真，避免将低质量资产包装入市；三是资本运作风险，部分企业可能借政策红利进行伪创新或盲目并购，导致资源错配；四是对中小微企业的贴息贷款，应建立动态信用监控机制，严防资金套利与道德风险。他认为，未来需要强化信息披露，完善估值体系，建立穿透式监管机制，以确保金融创新与风险控制之间的平衡。

张林同样建议，以区块链、税务数据交叉验证与穿透式监管等措施强化风控。此外，政策还需引导服务业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提高自身的信用水平，打破“信用资质弱—融资可得性不足—经营能力进一步走弱”的负向循环。

获得感与竞争力并进  开放倒逼服务升级

《意见》既部署了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育等民生领域的高质量供给，也提出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推动文化服务、旅游服务出口，推动扩大入境消费。

葛林波指出，民生领域提质与扩大对外开放正在形成“供给升级与国际赋能”的双向循环。一方面，通过养老托育、健康服务等优质供给提升居民体验，夯实内需基础；另一方面，扩大开放吸引全球高端要素，推动“中国服务”标准输出与品牌塑造，增强国际竞争力。

具体到开放试点对国内竞争格局的影响，他分析道：在增值电信领域，外资入局将加速行业数字化升级，倒逼国内企业提升服务质量与技术创新能力；在生物技术领域，国际资源加速导入，推动国内医药产业迭代，形成“竞争—创新”的良性循环；而在养老托育等民生领域，优质外资供给将与国内主体协同发展，既满足个性化、多层次需求，也助力“中国服务”经验向全球复制。

胡双则提出了“双轮驱动”的良性互动模式：一是标准输出反哺民生品质。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如智能家电测试标准），帮助中国制造“出海”，同时将国际高水平的技术指标引入国内，转化为更安全、更高质量的民生服务标准。二是竞争开放倒逼供给升级。在养老、健康等民生领域引入外资独资机构，带来先进的“医养结合”模式和精细化管理经验，倒逼本土机构从依赖补贴转向比拼服务质量，最终让老百姓用合理成本享受专业服务。

针对开放对国内生活性服务业竞争格局的具体影响，胡双进一步分析：在增值电信与生物技术领域，放宽外资股比限制将加速全球顶尖的数字服务和研发外包企业落地。短期内本土中小服务商可能面临人才流失压力，但长期看将带动国内产业链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催生更多“专精特新”配套服务企业。在高端医疗与养老领域，外商独资医院在特需医疗、国际保险直付方面具有优势，这将分流部分高端客群，促使公立医院和本土民营养老机构更加聚焦普惠与刚需，形成“外资高端补充、本土普惠兜底”的错位竞争格局，避免同质化内卷。

在高政扬看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与增强“中国服务”全球竞争力是内需升级与外部竞争力提升的双向促进关系。一方面，高质量的养老、医疗、托育等服务需求倒逼企业提升服务标准、数字化水平和品牌能力，这些能力本身就是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另一方面，扩大开放所带来的管理经验、服务模式和技术标准，倒逼国内企业在管理、技术、品牌等方面对标国际一流，进而提升国内服务供给质量，增强居民消费体验。两者通过需求牵引供给升级、开放促进能力提升，形成正向循环。

高政扬进一步分析了开放对竞争格局的影响：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开放，或将加速行业分化。头部企业将通过技术、品牌和规模优势与国际机构展开正面竞争，并有机会走向全球；而中小机构则面临更大压力，需走专业化、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同时，开放也有望推动行业标准与监管体系加快与国际接轨。总体而言，短期内竞争可能加剧，但中长期或将发挥鲶鱼效应，有望稳步提升我国生活性服务业的整体效率与国际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