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报 刘德炳
中国绿色低碳发展提上加速度。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于全面绿色转型而言,“十五五”意义重大,中国将会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全面绿色转型加快推进意味着什么?如何推进?
擘画未来五年绿色低碳发展蓝图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这不仅仅是一个目标,更是一项战略性的部署,它标志着我国发展理念实现了更深层次的跃升。
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发表视频致辞宣布:“到2035年,中国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力争做得更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30%以上,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020年的6倍以上、力争达到36亿千瓦,森林蓄积量达到240亿立方米以上,新能源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主要高排放行业,气候适应型社会基本建成。”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夏青向中国工业报表示,这一宣言是全面推进绿色转型、双碳双控新阶段的开始,是2030碳达峰之后,进入碳排放总量控制新阶段第一个五年目标,中国将用这一目标倒逼降碳任务分解。
夏青认为,量化指标是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全国各地将用这一量化指标倒逼源头减排、结构减排,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城乡建设发展绿色转型。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月8日发布《碳达峰碳中和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基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作出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宣示五年来,中国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采取有力行动、付出艰苦努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取得历史性成就。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能源研究会首席专家向海平表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擘画了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绿色低碳发展将会焕发出更加澎湃的活力。”
浙江桓能芯电科技有限公司和嘉泓先进材料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朱雪臻告诉中国工业报,“十五五”全面绿色转型,本质是一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高质量发展竞赛。对企业而言,它不应是负担,而是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构建全新竞争优势的战略机遇。
北京算网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宋驰向中国工业报表示,“十五五”是我国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的冲刺期,也是碳中和进程的关键攻坚期。“十五五”期间,关于碳中和的部署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聚焦系统性变革,通过“双控制度”(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新型能源体系”“产业结构转型”“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四大主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实现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在制度保障中强调要多维度支撑碳中和目标实现,强化技术支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产业化。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这不仅仅是一个目标,更是一项战略性的部署,它标志着我国发展理念实现了更深层次的跃升。”浙江大学城市发展与低碳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研究员邹永华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时表示,从内涵上讲,中央提出要求核心在于“全面”,即要求我们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能源、产业、生活等所有领域。这意味着绿色转型将继续作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能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生态文明基础。同时,这也是建设“美丽中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关键路径。
发挥碳达峰碳中和牵引作用
“碳排放双控”取代“能耗双控”,就是宏观管理从“过程指标”(能耗)转向“结果指标”(碳排放),这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
邹永华表示,“十五五”时期,“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现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统一,这四个协同是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
“中国建立‘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是世界气候治理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夏青表示,它既立足中国国情,又对标全球愿景,通过精准的管控对象、动态的阶段调整、系统的制度设计以及市场与政府的协同,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保障。这一转变不仅将深刻影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更将通过从控制相对值到控制绝对值的路径转变,推动中国稳步迈向全球碳中和的新时代。
邹永华表示,“碳排放双控”取代“能耗双控”,就是宏观管理从“过程指标”(能耗)转向“结果指标”(碳排放),这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其意义在于能极大地激励清洁能源的发展。过去控能耗,地方使用任何能源都会受到限制;现在控碳排放,地方和企业可以自由使用非化石能源。
朱雪臻告诉中国工业报,“碳排放双控”取代“能耗双控”,锂电企业成为这一制度变革的受益者。在“能耗双控”政策下,企业无论使用火电还是绿电,只要能耗总量高就会面临严格的限制。而“碳排放双控”政策则为企业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它鼓励企业通过购买和使用绿色电力、优化能源结构、改进生产工艺等方式来降低碳排放强度。这使得企业的降碳努力可以直接转化为发展的空间,同时能有效应对欧盟《新电池法》等法规对产品碳足迹的硬性要求,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特别是欧洲市场的竞争力。因此,这一政策转变精准地引导锂电池企业从过去被动承受限电限产的压力,转向主动通过能源结构优化和技术创新来赢得发展优势,是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激励机制。
夏青表示,从“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将带来一系列深刻变化:
更精准地推动降碳:“碳排放双控”直接作用于温室气体排放,避免了“能耗双控”可能对可再生能源发展产生的误伤,激励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
更合理地保障发展空间:对于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碳排放双控”赋予了更大的绿色发展空间。这些地区可以依托资源优势发展相关产业,而不再过分受制于能耗总量指标。
更有效地促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制度倒逼企业通过技术革新、工艺改进和能源替代等方式降低碳排放,而不仅仅是减少能源消耗。这将驱动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促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
邹永华认为,在落实推进上,首先需要建立权威统一的碳排放核算标准,科学测算并分解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指标。其次是继续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让碳价真正发挥引导和约束作用。”
朱雪臻表示,要推进“碳排放双控”,离不开科学准确的碳足迹核算。未来需要大力支持和推广此类企业的碳足迹核算工作,并推动其与国际标准接轨,这样才能使其绿色优势顺利转化为出口优势,突破国际绿色贸易壁垒。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关键
建设新型新能源体系是实现“双碳”目标、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核心任务。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比重,推进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源强国。
《碳达峰碳中和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强调,能源活动是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中国立足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向海平表示,近年来,我国能源供给和消费保持较快发展,能源多元供应能力持续增强,能源自给能力得到较好保障。与此同时,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成效显著。截至2024年,我国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占比接近60%,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接近40%。截至2025年上半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2.2亿千瓦,占比达到60.82%,发电量占比达到43.1%。
陈宋驰表示,建设新型新能源体系是实现“双碳”目标、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核心任务。其本质是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融合储能、智能电网、氢能等多元支撑,具备“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灵活智能”特征的现代化能源系统。
“技术创新是关键环节。”陈宋驰进一步表示,新能源体系的建设是“技术-系统-机制-基建”的系统工程,核心是通过技术创新突破瓶颈、系统重构提升韧性、政策市场激发活力、基建支撑高效运行、全球合作拓展空间。以其多模态网络全连接智能技术为例,通过构建“算力智能+连接智能+应用智能”连接体系,解决了能源体系“稳定性、实时性、精准性、协同性”的痛点,推动能源体系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智能互动”转型。
“未来的能源行业,前景非常广阔,同时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向海平表示,面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大势,能源行业需要主动拥抱变革。一是能源产业链需要进一步优化“再造”,推动能源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二是能源治理体系要更加公平高效,包括通过市场机制、价格机制的完善,健全现代化的能源治理体系。三是推动绿色化和数智化融合发展,通过应用数智化技术,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重要支撑。
邹永华表示,建设新型能源体系,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系统性重构。
一是在供给侧,重点是优化能源结构。例如,大幅提高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同时,推动煤电从主力电源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转变,实现煤炭和新能源的组合优化。
二是在技术侧,关键在于技术的创新突破,如将新型储能、氢能等前沿技术作为战略性攻关方向、提升电网的柔性和智能化水平等。
三是在制度侧,必须深化改革,如加快电力市场建设,完善碳排放交易机制,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导资源要素流动。
推进碳中和碳达峰需多方突破
低碳转型需要政府、企业与金融机构紧密合作,通过政策、融资与市场等多元杠杆撬动更多资金支持,我国高碳行业才能有序脱碳,实现碳中和目标。
目前来看,不论是2030年实现碳达峰,还是2035年进一步降碳减排,都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对此,夏青认为,2035目标与2030目标有较大不同,关键的不同点是2030目标为单位GDP降碳值,是相对值,增产同时可不限制碳排放量。2035目标为排放净值,是绝对值,增产同时必须降碳。
“增产降碳需要依靠硬核技术。”夏青表示,未来中国绿色发展有三大立足点:
一是能源供给清洁化,需要稳定可靠与现有电网融和的新型能源系统。
二是产业结构高效化,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三是资源利用最优化,需要全社会范围精细化管理实现资源节约与提高效率。
而这三个立足点都需要依靠硬核技术直接提升效率、开辟降碳途径、实现系统协同。
“技术创新是核心驱动力。”朱雪臻表示,从其公司的实践来看,其构建的“材料-制造-回收”技术闭环,有利于解决制造环节的污染,以及传统回收的高污染、高能耗难题。朱雪臻说:“绿色金融与市场机制需精准赋能。”绿色金融政策能够精准识别并支持拥有硬核科技的企业;同时,扩大全国碳市场、完善绿色电力交易,都能让低碳属性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此外,产业链协同与集群发展是加速器。绿色转型绝非单个企业的战斗,而是需要打造绿色的产业集群和生态。
此前,国际能源署(IEA)指出:“没有数字化,就没有碳中和”。
对此,陈宋驰认为,数字化技术通过数据驱动、智能优化和资源高效配置,正在成为全球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核心推动力。要大力推进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生态及碳管理等多个领域数字化应用水平提升。
一是利用数字化重构能源系统的运行逻辑,推动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与化石能源替代,降低能源领域碳排放。
二是利用数字化推动工业与制造业全流程精准减排。
三是利用数字化赋能建筑与交通行业智能化降低运行排放。
四是强化碳排放监测与精准管控,实现碳管理从核算到交易的数字化赋能。
“数字化是碳中和的‘倍增器’。”陈宋驰表示,数字化通过数据透明化、决策智能化、资源协同化,将碳中和从“被动减排”转向“主动优化”,在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释放巨大减排潜力。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测算,数字化可使全球2050年碳排放较基准情景减少15-30%,是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关键支撑技术。未来,随着6G、AI、量子计算、元宇宙等技术的融合,数字化对碳中和的推动将进一步深化。
邹永华表示,推进“双碳”进程是全面绿色转型的总牵引,发力点主要集中在四大关键领域:
第一,制度体系的变革。要同步建立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产品碳足迹等制度,构建全社会绿色转型的激励约束机制。
第二,能源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要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确保新增用电需求主要由清洁能源满足。
第三,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必须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智能化改造,形成新的绿色生产力。
第四,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要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广绿色消费,加大绿色低碳技术的应用。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十五五”时期,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提升资金使用效能。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可以通过财政补贴、专项债支持等,加大对新能源、节能环保、碳汇项目的投入,助力“双碳”目标落地。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及可持续金融学科发展专项基金学术主任邱慈观向中国工业报表示,我国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过程中,以合适融资工具提供资金支持至关重要,目前亟待完善。
为此,邱慈观建议:首先,建议政府加速完善气候政策,明确全国统一的转型金融界定标准,制定激励约束机制,以推动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其次,建议高碳企业加强转型规划能力,提高对脱碳技术的开发、理解和应用能力。再次,建议金融机构加强其转型金融能力建设,构建高碳行业脱碳融资评估体系,并丰富转型融资工具箱内容。
“低碳转型需要政府、企业与金融机构紧密合作,通过政策、融资与市场等多元杠杆撬动更多资金支持,我国高碳行业才能有序脱碳,实现碳中和目标。”邱慈观说。
【专家观点】
从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意味着什么?
■ 中国工业报 刘德炳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从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这无疑是一项创举,将深刻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此,中国工业报专访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夏青。他表示,这种转变具有深远的全球意义,我们将迎接碳排放强度从相对值控制到绝对值控制,与世界接轨的新时代。
中国工业报:从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有何意义?
夏青:中国建立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具有深远的全球意义:
一是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碳排放国,其减排进程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碳排放双控制度通过强度与总量控制的结合,为发展中国家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二是推动全球零碳经济竞争新格局:中国的转型将重塑全球绿色产业竞争格局。通过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培育新质生产力,中国有望在全球零碳技术、装备制造等领域形成竞争优势。
三是增强全球气候行动信心:中国承诺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展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决心。其制度实践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考,增强了全球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信心。
中国工业报:中国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有哪些亮点?
“中国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在设计和执行上有多项创新。”夏青表示,一是控制对象的根本转变:从控制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能耗双控)转向控制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碳排放双控)。这意味着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将不再受到限制,从而更加精准地聚焦于化石能源消费的管控,为可再生能源发展释放了空间。
二是阶段化、差异化的动态调整机制:制度设计了清晰的三个阶段,并采用动态调整的控制策略。2025年前:重点夯实统计核算基础,完善碳排放计量、监测和能力建设,为全面实施奠定基础。2026年至2030年:以强度控制为主、总量控制为辅,确保碳达峰目标实现。2030年后:转向以总量控制为主、强度控制为辅,推动碳排放总量稳中有降。这种设计充分考虑了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和需求。
三是多层级、全覆盖的制度体系:构建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完整政策框架。国家与地方层面:将碳排放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地方碳排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和碳排放预算管理制度。行业与企业层面:探索重点行业碳排放预警机制,健全重点用能和碳排放单位管理制度。项目与产品层面:开展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碳排放评价,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和碳标识认证制度。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协同:在强化政府目标分解和考核的同时,注重发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和绿证交易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减排成本效益最优化。
中国工业报:从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意味着什么?
夏青:我们将迎接碳排放强度从相对值控制到绝对值控制,与世界接轨的新时代。
相对值控制(强度控制)是现阶段国情下的务实选择: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过程中,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总量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仍会合理增长。强度控制允许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同时,降低碳排放增速,是实现碳排放总量最终达峰并下降的必经之路。
绝对值控制(总量控制)是最终目标和发展方向:中国将在碳达峰后实施以总量控制和强度控制双控制的制度。这意味着一旦碳排放进入平台期并开始下降,总量控制的刚性约束将愈发凸显,这与发达国家碳达峰后的管控模式是相接轨的。
从相对值控制过渡到绝对值控制,表明中国的气候治理理念和实践正在与全球“碳预算”思维和绝对量减排的全球碳中和目标深度接轨。这将使中国的减排行动和目标更加透明、可衡量、可比较,有助于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构建互信,也为中国在国际碳定价规则对话中赢得了更多主动权和话语权。
客户端
媒体矩阵
企业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