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业报记者 左宗鑫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自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以来,三年间,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全国各地加快推进、蔚然成势。据中国工业报社“寻找新质生产力领跑者案例”调研组三年来的调研观察发现,江苏、广东等东部科创高地持续攻坚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依托完备产业体系培育前沿产业集群;河南、河北等中西部省份立足资源禀赋,在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配套等领域找准赛道;徐州、包头等老工业基地聚焦存量产业转型升级,在改造传统制造中挖掘增长潜力。
然而,在成绩背后,新质生产力推进过程中也面临着深层挑战:如创新链条“断点堵点”尚未完全打通,科技与产业“两张皮”的问题依然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与同质化风险并存;生产关系适配滞后于生产力变革;新技术快速迭代带来安全风险,创新发展与风险治理的平衡难度在加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国务院10月9日正式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提出了19项重点举措,并确立“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四条原则,为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思想行动的标尺。
三年探索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确定行动纲领
新质生产力正从理论走向实践,在神州大地上生长出实实在在的产业图景。
2023年,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命题被正式提出。此后三年,新质生产力从理论走向实践,在神州大地上生长出实实在在的产业图景。
但硬币的另一面同样醒目。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在就《意见》答记者问时,坦陈三类苗头性问题:有的片面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抓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忽视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有的重发展轻改革,割裂发展、改革任务;有的布局未来产业、新兴产业赛道雷同,没有体现因地制宜的要求。
“这些苗头性问题若任其发展,可能造成资源浪费和产业泡沫。”FOST宏观首席经济学家冯建林对中国工业报记者指出,从各地“十五五”规划看,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部署高度一致。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余丰慧说得更直白:“当下,推动新质生产力体系化发展的新必要性在于:三年前是探索期,各地可以试错;现在是规范期,必须把已经验证有效的经验制度化,把已经暴露的偏差用顶层设计给纠正回来。”
冯建林从宏观的视角给出分析,从国际看,科技竞争进一步加剧,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自主创新的“牛鼻子”工程和核心抓手,是发展的需要,也是生存的需要;从国内看,近三年,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宏观政策空间相对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加大力度推动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是支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大任务之一。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人士指出,当前新动能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五成,但部分地区出现“新旧动能接续断层”的风险,需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支持产业动能平稳衔接。
“现在,有必要作出顶层设计,将三年来的探索成果转化为系统的行动指南,为各方面推进相关工作作出部署,给出统一的行动标尺和要求。”冯建林说。
重塑生产关系:为“高性能跑车”修路定规
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就是要重新修路、重新定规则,让技术、人才、数据、资本等要素能够更加顺畅地流动起来。
“如果把新质生产力比作一辆高性能的跑车,新型生产关系就是让这辆车能够跑起来的道路和交通规则。”冯建林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过去,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归单位所有,转化收益分配不清晰,市场准入对新业态不友好。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就是要重新修路、重新定规则,让技术、人才、数据、资本等要素能够更加顺畅地流动起来。”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要观点。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催生的新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本观点,强调要构建与之相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海兵表示,当生产关系发生从旧到新的演进时,就会在科技体制、产业治理、市场规则等层面发生深刻变革。
科技体制层面,核心是赋权与松绑。《意见》明确,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和资产单列管理改革。冯建林指出,改革方向就是赋权、松绑。他提醒,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在操作中会触及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可能需要配套修订国有资产管理法规,这是必须打通的制度梗阻。
产业治理层面,路径是试点先行,方向是包容审慎和分类施策。余丰慧认为,监管要从管准入、管价格转向管标准、管数据、管安全,用包容审慎监管替代“一刀切”审批。
王海兵表示,未来会更加重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特别是发挥数据等新要素的倍增效应,应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避免“内卷式”竞争等。
市场规则层面,关键在统一与开放。多位专家认为,最紧迫的是数据产权这一基础规则。“数据是谁的、怎么定价、怎么交易,这个规则不立起来,数字经济就是空中楼阁。”余丰慧说。
《意见》回应了这一关切,提出健全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同时,部署壮大耐心资本、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等举措,促进优质要素高效集聚、顺畅流动。
“新质生产力发展得越快越好,就越需要改革,而且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这句话,被专家们视为理解《意见》的“题眼”。
重构主体角色: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各归其位
适配新质生产力的规范化发展,政府、科研机构、市场企业三大主体都须完成深刻的角色重构。
标尺既立,执尺者先要躬身入局。受访专家一致指出,适配新质生产力的规范化发展,政府、科研机构、市场企业三大主体都须完成深刻的角色重构。
政府要从选项目转向建生态。“《意见》明确要求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冯建林说,有所不为,是防范盲目上项目、搞政策洼地和市场分割;有所为,是把重心放在优化市场环境、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上。王海兵判断,政府将不仅是服务型角色,更会成为在改革“深水区”主动作为的发展型角色。
科研机构要从发论文转向创新实效。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戴明锋表示,科研机构要从偏重论文产出,转向面向产业真实需求攻关,打通中试环节。王海兵用敞开大门作比,主张开放式、融通式、协同式创新,不再“孤芳自赏”。
企业要从拼营销、等政策转向拼创新、找场景。《意见》指出,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
“这是要让离市场最近、对需求最敏感的企业,真正拥有资源配置权、技术路线选择权和成果转化主导权。”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客座教授郑磊强调,民营企业决策链条短、试错速度快,必须从被扶持对象变成创新主角,成为新型举国体制中不可替代的市场化引擎。
角色重构的落点,是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两张皮”这一长期难题,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攻“从0到1”的源头突破,市场化企业则承担“从1到N”的产业化落地。
“界限可以协同交叉,但不必刻舟求剑。”冯建林提醒,既要防止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闭门造车”,也要防止企业过度追求短期回报、忽视基础研究和前沿投入。
王海兵则给出全链路方案:“开始一公里”的原创性、颠覆性等问题,可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科技企业的开放合作。依托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重大创新平台,打造更灵活、更积极、更有效的技术攻关组织,进而开展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
“中途N公里”的全要素、全周期等问题,可进一步推出各类政策举措,加速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确保国家创新体系得到全要素支持、全周期服务。
“最后一公里”的市场化、产业化等问题,可进一步加大各行业、各领域的应用场景建设、开放与示范力度,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落实先行先试政策,优化政府采购举措,完善市场监管制度,进而解决市场化、产业化的痛点。
郑磊则把目光投向实验室到产线之间的“死亡之谷”。他建议,建立全过程评价机制,立项时同步部署转化任务,验收时不只看论文、专利和样机,还要看是否进入产线、形成订单。同时,补齐概念验证、中试验证、首台(套)应用短板,完善风险分担和耐心资本,避免创新高收益归社会、高风险归企业。
余丰慧主张,把“首台(套)、首批次”政策落实到位,并建立国企、民企在重大攻关中的“揭榜挂帅”同台竞争机制,不看所有制看能力,谁能干谁上。在他看来,真正有效的路径,是国家提出战略需求,企业提出真实问题,高校院所提供技术供给,市场用产品、订单和应用场景来检验成果。
展望“十五五”: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
统一标尺,不是给热潮泼冷水,而是给未来定度量衡。让“新”回到生产率,让“质”落到产品与岗位,让“生产力”穿过文件、园区和报表,抵达机器轰鸣处。
“新质生产力有望成为推动‘十五五’及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冯建林将此次部署与2009年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2015年提出的制造强国目标进行类比,这些顶层设计逐步见效,对此后经济发展支撑引领作用显著。
《意见》提出的19条重大改革发展任务将支持我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和升级,有利于引领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进一步转向创新驱动。余丰慧用三个“锚定”概括新质生产力对“十五五”的支撑作用:锚定科技自立自强,把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投入机制固化下来;锚定产业升级路径,明确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布局的三层推进节奏;锚定改革方向,把破除体制障碍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前置条件,而不是事后补救。
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在哪里,答案集中于三处:其一,是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科方得智库研究负责人张新原给中国工业报记者进行了分析,一方面,“人工智能+”用智能改造传统制造、农业、服务业,降本增效;另一方面,催生AI算力、智能机器人等全新赛道。但他同时提醒,受技术成熟度参差、算力与改造成本高昂、数据安全与算法风险等制约,不能盲目上马,要因地制宜稳步推进。
其二,是因地制宜,从源头遏制同质化。余丰慧建议,把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清单落到产业规划审批环节,一座城市的“十五五”产业规划若与本地产业基础、人才储备、应用场景明显脱节,上级审核就应当“卡住”。
中国城市专家智库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浙大城市学院副教授林先平给中国工业报记者讲明了差异化路线图,东部聚焦前沿科创与产业集群升级,传统工业基地深耕存量产业高端改造,生态功能区发展绿色特色产业。他强调,传统、新兴、未来产业是递进互补、有机统一的整体,传统产业是基本盘和应用场景,新兴产业是增长主增量,未来产业是战略储备,要摒弃“重新轻旧”思维。
其三,是打通成果转化通道,培育规模化应用场景。张新原认为,这是最优先的突破口,要以重点领域先行试点带动全局,避免政策空转。冯建林建议,安排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分工,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
展望长远,受访专家也清醒列出待解的深层挑战。冯建林坦言,同质化布局惯性难除、成果转化仍存制度性梗阻、公平对待各类企业的营商环境尚待巩固,以及在西方科技遏制下如何平衡自立自强与国际合作。余丰慧归纳为基础研究投入的长期稳定性与短期考核周期、新型要素定价机制与旧有分配制度、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地方保护惯性之间的三个“不匹配”。王海兵则从技术、要素、市场维度列举了原创不足、耐心资本有限、地方保护、“内卷式”竞争等挑战。
三年探索,一朝立标。从“迎着上”到“比着干”,《意见》给出的不是束缚创新的条条框框,而是让创新行稳致远的共同规则。冯建林说:“有些部署说了很多年,现在不能再停留在纸面上,需要抓紧先行先试,探索具体的实施方案。说到底,要‘干起来’,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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