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报 吴辰光

继携程之后，又有四家在线酒旅平台被立案调查了。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监管局”）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对飞猪、同程、途家、美团立案调查。

此后，四家平台均发回应称，对此事高度重视，全力配合调查。

此次市监管局并没有透露四家平台在哪方面涉嫌违法违规，从性质上看，携程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依据的是《反垄断法》，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飞猪、同程、途家、美团四家平台的市场地位尚构不成垄断，单案罚没或许不会比携程高，但四家一起查，说明问题不是个案，国家监管的红线是划给所有人的。

四家被查并非偶然

此次，市监管局并没有透露飞猪、同程、途家、美团四家平台在哪方面涉嫌违法违规。中国工业报就调查细节向四家平台分别询问，但截至发稿均未获答复。

对此，艾媒咨询CEO张毅对中国工业报表示，主要问题可能会集中在流量竞价排名、付费导购、强制全网最低价、算力干预、数据不透明等方面。

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则告诉中国工业报，结合北京市此前约谈12家平台（包含飞猪、同程、途家、美团）所通报的问题，重点大概率集中在酒旅/民宿业务里的这几类：剥夺商家定价权、流量和排序不透明、侵害商家自主经营权、虚假宣传/误导展示、算法滥用等，这次用《电子商务法》（电商商家保护）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误导、扰乱竞争、流量劫持/恶意排序等）将直接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本身”。

据市监管局官方微信，自2025年10月起，北京市以住宿、餐饮行业为切口，开展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制定并动态更新《平台“内卷式”竞争行为负面清单》，明确操纵规则、控制价格、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八类49项负面典型行为，向平台发布《防范“内卷式”竞争合规管理工作指南》。今年3月，市监管局联合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依法约谈十二家平台企业（包含此次点调查的四家平台），集中通报开展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以来发现的第一批问题，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侵害商家自主经营权、设置不合理规则、虚假宣传行为、部分平台合规经营管理体系存在短板。

“立案的前提是有涉嫌违法的线索和初步证据，从约谈到立案已有六个月，可以说监管部门掌握的材料已经积累到相当程度，不是空手出击。”【解决】AI法律助手创始人、道可特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玥对中国工业报说，“从约谈到立案，是从柔性提醒升级为法定程序，后面是调查、处罚、整改督导，性质完全不一样。”

崔丽丽指出，市监管局此次立案调查的关键点有三个：一是其官方微信发布的“根据国家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说明这是源自总局授权。二是从约谈到进驻，说明已经进行充分摸底。三是从《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切入，直接查行为证据。所以基本可以判断：市监管局前期核查已经拿到材料，进入正式执法程序。立案虽不等于定罪，后面可能出责令改正、罚款、退赔、规则整改、算法备案/审计等。

就在飞猪、同程、途家、美团四家平台被立案调查的第二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流量和法规监管。

“可以把发布会看作是‘执法路线图’的确认。此外，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还明确‘十五五’时期要加快修改《电子商务法》，增加比例罚、暂停相关业务等处罚类型，这意味着飞猪、同程、途家、美团四家此次依据的法律罚则正在变重，未来平台违法的成本会显著上升。”刘玥说。

红线是划给所有人的

今年7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该案被称为我国在线旅游行业反垄断第一案，创下平台经济反垄断领域迄今最高罚款比例（按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7.5%）。

此次飞猪、同程、途家、美团四家平台被市监管局立案调查，距离携程被处罚仅仅过了两个月。对此，崔丽丽认为，与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依据《反垄断法》）不同的是，这四家平台的市场地位尚构不成垄断，但四家一起查，说明问题不是某一家独大后的垄断，而是行业通病：大家都在用算法、流量、规则挤压商家。

刘玥进一步分析，两起案子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法律轨道。携程案依照《反垄断法》，先要认定是否有市场支配地位，罚款按上年度销售额的比例计算，很容易是“亿级”。而此次四家平台是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不在于市场份额，只在于行为犯不犯规，罚则按行为设定区间进行。通俗地说，《反垄断法》查“身份”，《反不正当竞争法》查“动作”，所以两案的罚款额度不同。

“但对商家和消费者来说，如遇到被要求‘全网最低价’、被竞价排名压着走、退费规则苛刻等，这些情况是不分平台大小的。用流量换资源、用等级换听话。这意味着这类做法不是某一家公司的‘发明’，而是行业的普遍操作。这四家被立案调查，意义在于告诉整个行业：红线是划给所有人的。”刘玥如是说。

常态化监管意在治根

从2021年的阿里巴巴、美团“二选一案”，到2025年的货拉拉“算法案”，再到2026年的“携程案”，从个案执法到制度建设，从中央到地方协同，监管链条愈发完整，但为何平台所涉及的数据、算法、流量等问题屡见不鲜？

在刘玥看来，问题的根结在于平台模式本身，包括流量分配、价格控制、佣金抽成等，不是某个孤立的不良行为。平台企业在旧法下的违法成本，相对于动辄百亿元乃至千亿元的营收，顶多是“罚酒三杯”，平台企业自然没有改变模式的动力，这是收益和成本长期不对称的结果。同时，平台企业之间又陷在囚徒困境里，一旦打起价格战，谁先松手谁就失去价格优势、流失用户，形成“谁都不敢停”的僵局。再叠加技术上的隐蔽性，算法是黑箱、数据分散在终端和云端，取证极难。此外，监管滞后也是根本。

崔丽丽指出，平台商业模式本质就是靠抽成+流量税，利润来源于商家佣金+广告竞价+金融服务。如果让商家多赚钱，平台就少赚；让骑手/酒店舒服，履约成本就提升。因此，平台有动力用算法把成本转嫁出去。过去监管无非是约谈、整改、发声明，成本低；现在罚款金额以及立案调查频率提升，以及相关法律更新，大大增加企业违法成本。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各地监管也相继跟进，常态化监管已成趋势。

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对中国工业报表示，监管的作用，是防止网络效应和规则优势形成市场不正当竞争，要使企业竞争重新回到技术、服务和效率提升上。当前，数据、算法、规则和流量已经成为平台配置市场资源的主要工具，监管深入这些环节，是数字经济发展后的必然变化。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规则，有利于企业减少规则博弈，把资源更多投入技术、服务和商业模式创新。

“算法本身没有善恶，结果取决于企业设定的经营目标。真正可持续的平台模式，应当同时提高消费者获得服务的效率、商家的经营效率和平台自身的合理收益。从监管层来说，单纯提高处罚力度只能改变违规成本，长期有效的治理还需要稳定规则、充分竞争和企业内部治理共同作用，使提高效率、创造增量价值成为比利用规则优势更有利的经营选择。”赖阳说。

刘玥也认为，严罚是必要的压舱石，但不是全部。真正管用的是“规则清晰＋执法常态＋合规内化”的组合，即修法把红线划清楚，常态化执法让预期稳定下来，算法审计和数据监管提高发现概率，平台落实“守门人”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