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报  王珊珊

2026年7月27日，A股迎来历史性一刻。国产DRAM龙头长鑫科技（688825.SH）登陆科创板，开盘大涨471.59%，总市值瞬间达到3.31万亿元，超越工商银行登顶A股市值第一。

仅仅一个月后，8月24日，国产闪存巨头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申请获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拟募资330亿元。机构普遍预测，上市后市值有望达到8000亿至1万亿元。

两家企业、两条赛道，背后隐现出两座城市——长鑫科技扎根合肥，主攻DRAM；长江存储扎根武汉，主攻3DNAND闪存。2016年，两大存储芯片项目几乎同时起步。十年之后，双双站上全球舞台中央。而在聚光灯之外，两座城市的地方国资，则完成了一场长达十年的"耐心"长跑。

武汉：二十年"续命"，一座城的产业定力

武汉的故事，要从2006年讲起。那一年，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三级政府共同出资超百亿元，成立武汉新芯，建成中部首条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彼时，光电子产业在武汉光谷已具规模，但芯片制造仍是空白。没有制造，设计就是空中楼阁。2017年10月，时任湖北省经信委副主任的卜江戎在接受湖北卫视采访时指出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面临“缺芯少屏”的瓶颈，并强调产业要迈向中高端，就必须在“屏（幕）芯（片）（终）端三大技术”的核心技术方面达到中高端水平。

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利。金融危机后，武汉新芯订单锐减，一度面临出售压力。据媒体报道，当时有海外企业出价收购，价格还不算低。但武汉选择了"不卖"。华中伟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国际公司总经理胡双对中国工业报分析认为，一旦卖掉，武汉在半导体版图上将彻底沦为配角。守住这个制造平台，就等于保住了一颗可以继续嫁接国家资本与产业资源的种子。

2011年，武汉新芯结束托管，由中芯国际与湖北科投合作经营。这个节点，成为夯实产业基础的关键一步。从2006年到2016年，武汉新芯十年间换了多种运营模式，从自主运营到托管，再到合资经营，始终在探索一条可行的路。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高政扬对中国工业报分析指出，武汉这十年是在战略方向稳定的前提下不断优化实现路径。

2015年，发展存储器芯片被确定为国家战略。2016年2月23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存储器基地落户湖北武汉。2016年3月28日，国家存储器基地在武汉光谷（东湖高新区）正式启动，总投资约1600亿元；同年7月26日，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存储”）正式成立，成为该项目的实施主体。国家选择武汉的理由并不复杂：武汉新芯近十年的12英寸晶圆制造积累、光谷成熟的光电子产业生态、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培养的微电子人才池——武汉用时间换来了“向光体质”。

此后，长江存储进展迅速。2017年，首款32层3DNAND闪存芯片实现零的突破。2018年，自研Xtacking架构问世，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在存储芯片核心技术上拥有自主定义能力。2020年4月，128层QLC3DNAND闪存研发成功，这是全球首款128层QLC闪存，中国第一次在存储先进制程上追平国际一线厂商。

据《湖北日报》报道，过去十余年间，省市区三级国资持续加码存储产业，累计资金支持超过300亿元。2020年，长江存储一度因国际设备采购受限面临压力，湖北国资第一时间协调各方资源，保障了产线正常运转。2023年，存储行业进入下行周期，市场化资本纷纷收缩，湖北国资反而逆势增资。这种"逆向投资"的定力，成为长江存储穿越周期的重要支撑。

中国企业联合会资委会委员、高级经济师董鹏对中国工业报分析，NAND赛道侧重工艺精度与良品率，技术路径多元、产品差异化空间充足，容错空间相对更大。武汉依托精耕细作、持续迭代，积累了后发优势。以长江存储自研的Xtacking架构为例，它将存储单元和外围电路分开制造再键合，突破了传统架构的密度限制，这项创新甚至反向输出了技术授权。

招股书显示，长存控股（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存控股”，它是实际运营主体“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母公司。）2026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70.4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归母净利润333.79亿元。根据TrendForce数据，2026年1-3月长存控股在全球NANDFlash厂商中按销售金额和出货量排名，均位列全球第三、中国第一——仅次于三星和SK海力士，超过了西部数据和铠侠。这是中国存储芯片企业首次进入全球前三。

武汉国资的回报同样惊人。目前，持有长存控股1%以上股份的股东共有7家——湖北长晟持股26.54%、芯飞科技持股25.35%、大基金一期持股11.97%、大基金二期持股11.38%、光谷产投持股9.25%、国芯基金持股5.90%、长江产业集团持股2.53%。其中5家为湖北国资背景。第一大股东湖北长晟由湖北省、武汉市、武汉东湖高新区三级国资全资持股；芯飞科技由湖北国资与大基金共同出资；光谷产投是武汉东湖高新区专业产业投资平台。若以长存控股上市后8000亿至1万亿市值计算，湖北国资体系的持股对应市值将超过4000亿元。而过去十余年间，湖北省市区三级国资累计投入超过300亿元——这笔"耐心资本"的回报，是初始投入的13倍以上。

财务回报还只是冰山一角。2025年，武汉光谷集成电路产业规模首次突破千亿元，集聚企业超过300家。长江存储前三期累计投资额已超过2700亿元，每1元直接投入拉动上下游配套投资约3.5元。以长江存储为"链主"，武汉正部署"梧桐树计划"，在4.5公里半径内打造"5分钟协作圈"。在这个圈层内，设备维修、材料供应、封装测试等环节实现即时响应，物流成本降低约30%。

目前，光谷已聚集光电子信息企业1.6万家，产业总规模突破8500亿元。其中，6500亿元来自光谷，贡献了湖北省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的60%以上。以长江存储、长飞光纤、华工科技、光迅科技、烽火通信、高德红外、中信科移动为代表的"光谷七星"整链崛起，覆盖了从光纤预制棒、光器件、光传输设备到红外探测、激光加工、存储芯片的完整产业链。长飞光纤是全球最大的光纤预制棒和光纤光缆供应商，产能全球第一；光迅科技位列全球光器件前十；华工科技的激光加工设备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30%；高德红外是国内红外热成像领域龙头企业。这条产业链上，每一家企业的技术突破都会传导给相邻环节，形成自增强的正循环。

华工科技的故事同样值得书写。作为"光谷七星"之一，华工科技脱胎于华中科技大学，以激光设备起家，后来延伸到传感器、光通信器件等领域。2020年，为响应校企改革政策，华工科技启动控股权转让。彼时，公司市值约200亿至300亿元，虽已是一家优质企业，但尚未释放硬科技的全部增长潜力。

武汉国资果断出手。国恒基金以约42.91亿元对价，受让华中科技大学产业集团持有的华工科技19%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武汉市国资委同步成为实际控制人。国恒基金背后，武汉国创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武汉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等武汉资本云集。根据协议，国恒基金还承接了华中科技大学产业集团对华工科技的全部经营管理权。彼时，华工科技的年营收约50亿元，净利润约5亿元。武汉国资接手后，在维持管理团队稳定的基础上，推动华工科技在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感知传感器等新赛道加速布局。

六年后的今天，华工科技市值突破1000亿元。按照国恒基金持有19%股份计算，对应市值超过190亿元，账面浮盈约150亿元，投资回报率超过350%。更重要的是，武汉国资通过华工科技这一平台，在激光加工、传感器、光通信器件等细分领域建立了产业话语权。华工科技2025年年报显示，其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市场份额已跃居国内前三，激光加工设备出口额同比增长67%。

武汉从"光电子之都"升级为"存储产业国家基地"，在国际科技博弈中拥有了不可替代的筹码。这种从"零散"到"闭环"的转变，正是"耐心资本"最深远的价值。

合肥：从零起步，一场"财政级陪伴式成长"

与武汉不同，合肥的故事是"从零起步"。2016年，长鑫科技一期项目启动，总投资约180亿元，合肥产投出资144亿元，占比高达80%。而彼时，合肥本地集成电路产业几乎一片空白。

董鹏分析："零基础入局无存量包袱，更敢于重仓单一赛道，实现非对称突破。"当然，这种"勇气"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据招股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长鑫科技累计亏损高达366.5亿元。2023年、2024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亏损163.40亿元和71.45亿元。2022年行业下行周期中，DRAM价格暴跌超过50%，长鑫科技一度面临现金流压力。合肥国资不仅没有撤资，反而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持续注入流动性，确保研发和产线建设不停步。

高政扬指出，判断硬科技项目是否值得继续投入，关键在"技术路线能否持续突破，产能能否形成规模，产品能否获得市场验证，产业链能否围绕企业逐步成型"。长鑫科技在这些核心变量上持续改善——从2019年8GbDDR4量产，到2021年17nm工艺DRAM投产，再到2023年LPDDR5产品导入多家头部手机厂商——每一个节点的突破，都成为国资继续持有的理由。

拐点在2026年一季度出现。长鑫科技单季净利润达247.62亿元，实现了从十年巨亏到单季暴利的戏剧性反转。高政扬分析，本轮盈利爆发由AI算力需求激增、全球DRAM需求旺盛、存储龙头产能向HBM倾斜致使传统DRAM供给趋紧、产品价格快速上行等多重因素共同推动。2025年以来，AI服务器出货量同比增长超过80%，HBM产能占据了三星、SK海力士新增产能的大部分，传统DDR4、DDR5内存出现结构性短缺，价格从2025年三季度开始持续上涨，长鑫科技成为这一供需格局变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上市后，合肥国资体系通过清辉集电、长鑫集成、合肥集鑫等多个平台合计持股约36.79%。按开盘价计算，对应市值超过1.21万亿元。十年投入248亿元，换来万亿回报——账面浮盈约1.2万亿元。

但这并非合肥国资的第一次成功。2008年，京东方面板项目落地合肥。当时京东方连续亏损，年亏损额超过10亿元，合肥财政出资90亿元参与定向增发，成为京东方第一大股东。此后，京东方市值从不足百亿增长至超过千亿，合肥国资获得了超过10倍的回报。更重要的是，京东方带动了合肥平板显示产业的崛起，目前合肥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平板显示产业基地之一，面板产线投资总额超过2000亿元，集聚上下游企业超过120家。

2020年，蔚来汽车濒临破产，合肥国资牵头投资70亿元，帮助蔚来渡过难关。蔚来随后股价大涨，合肥国资获利超过千亿。蔚来落户后，合肥相继引入大众安徽、比亚迪等整车企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从无到有，2025年合肥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00万辆，位居全国前列。

从京东方到蔚来，再到长鑫科技——合肥国资"三战成名"。

这三笔投资的共同点是什么？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高政扬指出，合肥通常选择产业带动能力强、培育周期较长的重大项目，并愿意承担市场资本不愿介入的早期风险。项目落地后，地方政府围绕企业完善产业链、基础设施与人才环境，使单个项目逐步转化为产业集群。背后是"产业选择、资本投入、长期陪跑与生态建设"的完整产业培育闭环。

依托长鑫科技的龙头带动效应，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截至2025年合肥市集成电路产业链图谱》报告显示，“从区级企业数量分布来看，截至2025年三季度，全市已集聚集成电路企业450余家、专业人才3.3万人，其中合肥高新区集成电路企业数量最多，产业链布局最为完善。”形成覆盖设计、制造、封测、材料、设备全链条的产业生态，成为全国少数几个拥有集成电路全产业链的城市之一。

长鑫科技对合肥的改变，不仅是经济数据。在《深化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改革服务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2-2025年）》中，官方明确提出“力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合肥工业大学毕业生留皖率逐步达到40%”。据媒体报道，近两年中科大硕士生留合肥的比例为43.5%，博士生为44%。合肥工业大学（合工大）微电子学院曾表示，其毕业生中有近70%在合肥市集成电路领域就业。

两种路径，同一套逻辑

合肥与武汉，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

起点不同。合肥投资长鑫时，本地集成电路产业几乎从零起步，合肥选择以"国资控股打底、市场化运营"的方式，从零搭建产业链。武汉则有武汉新芯近十年的积累，在存量基础上"嫁接"国家战略，推动产业升级。

赛道不同。DRAM核心比拼速度与规模，产品高度标准化、价格波动剧烈，产业窗口期极短，容错率极低。NAND侧重工艺精度与良品率，技术路径多元、产品差异化空间充足，容错空间相对更大。董鹏分析，赛道属性决定了合肥需采用"资本饱和攻击策略"，以极速落地抢占先机；武汉则依托精耕细作、持续迭代，积累后发优势。

股权结构不同。合肥国资集中持股约36.79%，决策高效、方向清晰，能够逆势加码布局，但风险高度集中于单一地方财政。长江存储前七大股东均为国资但分散在多个主体，风险分散、资源整合能力更强，但决策链条较长，产业下行周期中股东利益分化可能拖累节奏。

但殊途同归。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青年研究员石少卿指出，两种模式的底层逻辑都是"耐心资本+长期主义+链主带动集群"的产业培育哲学。两种模式的核心都是：国资在早期承担风险、兜底重资产投入，让企业按照市场规律经营发展。"合肥看重的是垄断突围的指数回报，武汉笃定的是差异化竞逐的复利积累。"

事实上，两座城市的地方国资在"不干预企业经营"这一点上高度一致。合肥产投虽为大股东，但不参与长鑫科技日常经营，企业研发、生产、销售均由市场化团队决策。武汉国资更是在长江存储将控股权让渡给紫光集团等专业产业方，自己退居"基建+土地+配套+人才政策"的后台。高政扬认为，最为成熟的模式是，国资解决长期资本与重大产业资源问题，企业管理层负责经营决策，通过市场化机制保持竞争力。"政府搭台、企业唱戏"——长鑫和长江存储的成功，正是这套逻辑的验证。

石少卿认为，该模式具备一定可复制性，但需满足严苛条件——精准的技术窗口、专业的操盘团队、通畅的退出通道三者缺一不可。董鹏则建议：聚焦产业链细分领域隐形冠军，以轻量化资本撬动实体产业生态，是更适配多数城市的普适路径。盲目照搬全链条重资产投资模式，只会造成无效资本堆砌与产能过剩。

真正的"耐心资本"，不是简单地"等"，而是在战略方向稳定的前提下，持续优化实现路径。武汉从2006年建晶圆厂，到引入中芯国际管理，再到引入国家大基金，最终形成国家存储器基地，投资逻辑始终动态调整，但产业方向从未轻易改变。合肥长鑫科技十年累计亏损超360亿元，每一轮巨额亏损都在考验决策者的判断力——真正的问题不是"敢不敢继续投"，而是"有没有持续的产业验证来支撑信心"。董鹏总结表示，长鑫科技和长江存储的崛起，标志着国产半导体替代从"备胎补位逻辑"全面转向"主力竞争逻辑"。十年陪跑，万亿回报。这不是运气，是定力。是城市决策者在对技术终局趋势做出判断后，以十年甚至二十年为周期、以真金白银为注脚的战略长跑。当硬科技的时代浪潮最终到来，最先被托举起来的，是那些在最艰难时刻依然在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