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业报记者 左宗鑫

在宁夏中卫戈壁滩上，一排排光伏板随风沙起伏，4条专用输电线路从光伏电站延伸而出，直通不远处的算力园区——日前，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其50万千瓦光伏电站已实现全容量并网，年发电量达9.7亿千瓦时，“点对点”直送机房，风光互补全天候覆盖。而在2000公里外的福建福州，算力需求跨越山海，在“闽宁云”上完成调度——算力资源单价下降近20%，传输时延更是从31毫秒压缩至20毫秒。

一张算力消费券、一条光纤、一度绿电，看似毫无关系的三者，正映射出当下中国经济的一波新浪潮。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强调“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到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再到此次“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全面”变为“深入”，两字调整背后，意味着智能经济已经从概念培育期，全面迈入要素市场化配置、跨区域协同落地的规模化发展阶段，算力、数据、模型、场景，这些曾经“沉在机房、锁在部门”的新生产要素，正被政策之手推开闸门。

逻辑之变：从“拼家底”到“拼整合”

区域分化的分水岭，不在于谁建了大模型，在于谁把本地场景变成了可训练、可复用、能议价的资产。

“如果说数字经济更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底座支撑与工具赋能的话，那智能经济则更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与战略重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海兵对中国工业报记者表示，智能经济可以被看作是数字经济高维跃迁及系统进阶后的一种新经济形态，将通过要素流动、协同创新、场景联动等机制优化区域空间格局。

“传统区域发展的路径依赖，本质上是被实体资源的空间不可移动性束缚住了发展的可能性。”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新智派新质生产力会客厅联合创始发起人袁帅在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时指出，“而智能经济的核心要素却拥有完全不同的属性：数据可以跨区域流动，算力可以通过网络远程调度，算法可以在一次开发后反复使用在不同的应用场景里。这种属性从根源上松动了传统区域竞争的底层逻辑，先天资源不再是决定发展上限的唯一标尺，对新要素的捕捉能力、应用能力、整合能力反而成了更重要的竞争变量。”

这一判断也被数据印证。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张云明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预计突破1.2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超1590百亿亿次/秒。同时，截至2026年3月，我国日均词元（Token）调用量已超过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多倍。

在袁帅看来，要素集聚与红利扩散是同一场产业变革中互相嵌套的“双向重塑”：集聚到一定程度会产生“价值反哺”，让不具备资源优势的区域共享数字化能力，最终推动区域经济底层逻辑从“资源禀赋决定论”转向“要素整合能力决定论”。

上海杉达学院数字商务研究中心副主任唐树源则从更微观的机制层面向记者解读了这一“双向重塑”。他认为，智能经济的核心资产在于模型、数据以及能够调动算力的人才，这类要素天然向资本密集、容错空间充裕的城市集聚，且具有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性，集聚愈强，优势愈增。

唐树源进一步解释道，智能经济深层机理在于，它将“生产智能”与“使用智能”拆解为两个相互独立的过程。过去，要享受技术红利，必须先将产业实体迁入；而今，则可以先行充当高强度的智能使用者，再逐步向产业链上游延伸。但值得注意的是，风险同样隐含其中：仅购买接口、而不沉淀本地数据资产与场景知识的使用方，红利虽能暂时落袋，终究不过是过路财资。他表示：“区域分化的分水岭，不在于谁建了大模型，在于谁把本地场景变成了可训练、可复用、能议价的资产。算力网、数据要素市场这些制度安排，本质是国家防止智能落差固化成新的发展鸿沟。”

失衡之困：算力网络如何打通东西要素循环

“东数西算”的战略构想已形成系统布局，但“东部算力渴求、西部场景稀缺”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如果说要素属性的转变为区域发展逻辑重构提供了可能性，那么，算力网络的建设则是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关键枢纽。2022年，“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2026年4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六张网”战略性基础设施阵列，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等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

然而，宏伟蓝图之下，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付一夫对中国工业报记者直言道，“东数西算”的战略构想已形成系统布局，但“东部算力渴求、西部场景稀缺”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唐树源的观察则更为尖锐，“机柜立在西部，产值和岗位留在东部，这是眼下最真实的风险。”他指出，一体化算力网解决的主要是“电和地在西边、需求在东边”的空间错配，管道通了，但要素循环里真正流动的是三样东西：算力、数据，以及人和订单。“西部被锁在存储和训练环节，根子不是技术，是离最终用户太远，拿不到定义需求的位置。”

如何破局？专家们不约而同给出了共同的方向：本地闭环。

唐树源认为，西部往上走要靠本地产业主体的闭环。“能源调度、矿山和化工装置的运行控制，这些产业主体本来就在西部，把训练、调优、验证、迭代一整套留在本地，数据和行业知识就沉淀下来了。”他还特别提到一类被低估的环节——运维和数据工程，“岗位量大、技能门槛适中、必须贴着机房干，恰恰是西部留得住的人力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思路也正在多地得到落地实践。甘肃庆阳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的关键节点，2026年上半年开工建设数据中心14栋，集群算力规模突破18万P，并成功入选全国首批“毫秒用算”专项行动试点城市，正逐步从算力承载基地向数字产业高地升级。贵州则在2026年6月正式接入中国算力平台，成为全国首批接入的省份之一，标志着当地算力产业从“地方队”升级为“国家队”。四川出台《推进算力设施优化布局提质建设和算电融合发展实施方案（2026—2028年）》，提出建设攀西—川西北算电融合带，依托金沙江上游、雅砻江、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打造重点服务模型大厂需求的算力供给区。重庆也印发《建设新型能源算力枢纽实施方案》，推动新型能源体系和算力体系全面耦合。

换道之辨：将不可迁移场景做深做透

更切实的路径应是深耕而非超车：将不可迁移的场景做深做透，使其成为他人无法绕开的关键环节。

新型生产要素的可移动性，让中西部和县域等传统禀赋薄弱地区看到了“换道超车”的希望。“但这扇窗口不会自动敞开——算力枢纽的建设只是起点，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将绿电优势和算力基础转化为产业生态与创新能力。”付一夫的判断审慎而明确：如果止步于机房建设而忽视算力生态的培育和本地应用场景的深耕，就可能重蹈先进制造业梯度转移中“有基地无产业”的覆辙。换道超车的本质，是用新逻辑重塑新优势。

唐树源则对“换道超车”持保留意见。“中西部和县域真正稀缺的从来不是算力，而是能提出好问题的人和愿意为不确定性付钱的企业。”在他看来，新要素具有明显的依附性：数据生于具体场景，创新源于人才生态，拥有资源优势并不等于具备有效运用能力。更切实的路径应是深耕而非超车：将不可迁移的场景做深做透，使其成为他人无法绕开的关键环节。

这些“不可迁移的场景”在哪里？唐树源给出清晰的指向：能源工况、农田作物、水文电网、基层治理事务——数据天然长在本地、搬不走的领域，谁离得近谁就有谈判力。

王海兵则从县域经济和乡村产业的角度提供了具体路径。他指出，县域经济、乡村产业发展通常在生产、流通、销售等环节面临产能扩张较难、物流成本较高、终端市场较远等问题，而智能经济能通过多种方式加以破解。“通过对土地数据的历史追溯与深入分析、劳动力的系统培训与人机协同、生产资源的高效重组与敏捷配置、物流网点的智能升级与模式创新、消费市场的远程挖掘与精准匹配等方式，智能经济可以解决县域经济、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的部分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直播带货、农村电商、快递共配、无人驿站等新业态的兴起，已经在助力特色产业走出县域、乡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随着智能体、5G+工业互联网、远程人机协同等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县域特色产业接入全国产业链的门槛正在持续降低。

与此同时，付一夫建议，各地应立足禀赋走差异化之路，切忌脱离实际搞“一刀切”。他指出，东部可主攻创新策源，聚焦底层算法研发、前沿技术突破和产业生态构建；中西部可发挥绿电、气候优势打造算力枢纽，围绕农业、能源等本土场景开发专用算法；东北老工业基地可以依托工业积淀为智能技术提供转型场景；中部制造业基础扎实，是人工智能落地的天然试验场。

袁帅也提出分层切入路径：产业基础雄厚地区聚焦上游研发与模式输出，有特定产业优势地区深耕垂直领域智能化应用，禀赋薄弱区域从应用端服务、运营维护、人才培训做起。

治理之问：构建全域协同体系

智能经济对传统要素的依赖度正在下降，地方政府只有将政策重心转向人才、算力和数据，才能在新一轮竞争中赢得主动。

智能经济的区域赋能，离不开政策体系的系统支撑。进入“十五五”时期，如何构建全域协同的治理体系，成为释放智能经济区域带动效能的关键。

袁帅提出了“省级统筹+市县聚焦”的上下联动思路。“省级层面可以从整体的产业规划入手，统筹全省的要素资源布局，避免各地无序竞争、重复建设，通过搭建省级的公共算力平台、共性技术研发平台、产业对接平台，把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降低中小城市和县域发展智能产业的技术门槛与成本门槛。”

在市县层面，袁帅认为，应更聚焦于具体的场景开放与营商环境优化。“主动开放本地的政务服务、民生服务、特色产业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吸引相关的市场主体落地，同时配套针对性的人才引育、企业扶持政策，解决产业落地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付一夫则从更具体的政策工具层面进行了梳理。省级层面，算力基础设施投资是核心抓手，需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的统筹协同；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同样关键，应加快建立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为数据有序流通奠定制度基础。市县层面，应用场景开放尤为有效，可通过“揭榜挂帅”机制推动人工智能在本地优势产业中率先落地；人才政策上应注重精准滴灌，将有限资源向关键岗位和紧缺领域集中；算力券等补贴工具能有效降低中小企业使用门槛。

“但最重要的转变在于治理思维。”付一夫强调，“智能经济对传统要素的依赖度正在下降，地方政府只有将政策重心转向人才、算力和数据，才能在新一轮竞争中赢得主动。”

当“人工智能+”从战略规划走向产业一线，它正成为决定各省区市经济位次、产业能级乃至城市命运的核心变量。智能经济，这个数字经济的高级形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打破地理边界、重组生产要素、重塑区域格局——它不仅是“十五五”时期经济工作的发力重点，更有望成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