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报记者  曹雅丽

当全球航运巨头开始为船舶燃料的碳含量付费，当航空公司的脱碳路径图上SAF（可持续航空燃料）成为唯一无法被替代的那条线，一个问题正变得日益紧迫：绿色燃料的商业化，到底卡在了哪里？

近日，作为第四届中欧能源技术创新合作论坛重要同期活动，生物质能（绿色燃料）分论坛在成都举办。论坛上，全球甲醇行业协会中国区首席代表赵凯抛出一个振奋数字——“到2050年全球甲醇市场规模有望达到5亿吨”。然而，台下企业代表追问的却是更现实的命题：“绿色甲醇到底什么时候能真正挣钱？”

这一张力，恰是当下绿色燃料产业的真实写照。中国已规划千万吨级绿色甲醇产能，欧盟率先将航运纳入碳管理框架，双方在硬性减排约束下互为“同行者”。但标准互认滞后、原料竞争激烈、政策不确定性等瓶颈，仍让这条产业链在“宏大愿景”与“商业闭环”之间艰难跋涉。绿色甲醇能否跨越临界点，或许取决于中欧能否将产业链互补转化为制度性合作的深度突破。

从“发电”到“制醇”：生物质能的赛道切换

生物质能并非新概念。截至2025年底，中国生物质发电装机已达4700万千瓦，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但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秘书长助理兼产业研究部主任王乐乐在发布《2026中国生物质能产业年度发展报告》时坦言，行业增速正在放缓，“装机容量、发电量的增速越来越慢”。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绿色液体燃料正成为政策文件中的高频词。

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炼油与清洁燃料处处长陆鹏垠在致辞中确认，绿色甲醇已纳入2025年印发的《关于组织开展绿色液体燃料技术攻关和产业化试点的通知》，国家层面正系统部署绿色航空燃料、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的产能布局和储运基础设施建设。

这一政策转向有其产业逻辑。生物质发电受制于补贴退坡和原料竞争，而绿色甲醇和SAF直接对接航运、航空领域的刚性减排需求，市场空间更大、溢价能力更强。

根据论坛发布数据，中国2025年绿色甲醇产能约38万吨，从2026年起每年将有100万吨左右新增产能释放，2030年预计达到500万至1300万吨。加注端，2025年国内甲醇加注量超7万吨，其中绿色甲醇混加量超1.1万吨，今年预计实现3至4倍增长。

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兼生物质能产业分会会长郑朝晖判断，绿色燃料在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领域的应用场景正在不断拓展，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必选项”。

产能温差与规则博弈：中欧市场的双重变奏

全球甲醇行业协会统计显示，全球已有超过250个可再生甲醇项目，但多数仍处于前期可研阶段。目前真正在建或投产的产能仅约480万吨，占项目总量的10%左右。即便考虑部分进展较好的项目，到2030年有效产能预计也只在500万至1300万吨之间。

在需求端，欧盟率先将航运业纳入碳管理框架——ETS要求进出欧盟航线50%及欧盟内部100%的碳排放须缴纳碳配额；FuelEUMaritime（《欧盟海运燃料条例》）则要求船舶燃料碳强度从2025年起逐步降低，至2050年下降80%。

赵凯认为，更大的市场在国际海事组织（IMO）。其目标是在2050年实现国际航运净零排放，2040年下降70%。

“全球甲醇动力船舶确认订单已超430艘，预计可带来约2000艘船的甲醇消费规模，若实现净零排放，绿色甲醇年需求量有望达2000万吨。”赵凯表示。

但不确定性同样显著。国际海事组织的净零框架投票因美国反对而推迟，直接影响着船东的燃料采购决策和绿色甲醇项目的投资信心。与此同时，绿色甲醇加注面临“无出口退税”的困境——传统燃料享受免税而绿色甲醇不能，相当于每吨增加约100美元成本，叠加高油价因素，加注积极性受到抑制。

标准互认是另一道门槛。中国已发布《绿色甲醇》能源行业标准，可再生甲醇国家标准进入发布环节。但连云港嘉澳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王艳涛坦言，目前SAF产品虽有国标，但副产品生物石脑油仍缺乏标准无法合规出口，“政府倾注了大量行政资源”的白名单制度从侧面反映了标准体系滞后的代价。

中欧之间标准互认的进度同样缓慢，郑朝晖指出，欧盟在可持续燃料标准认证、碳市场机制方面的经验与中国在产业链完整性上的优势形成互补，但“规则共建”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王乐乐直言“绿色燃料不管是甲醇还是SAF，将来都可能面临原料竞争太激烈的问题”。农业农村废弃物、林业剩余物、地沟油等资源分散且收储运成本高，规模化生产需要稳定的原料供应体系。技术端，生物质气化效率、催化剂寿命等瓶颈仍未完全突破。

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专家郭莘指出，在目前认可的11条SAF技术路线上，中国已在7条上开展研发，但从中试验证到规模生产仍有多个环节待打通。

中欧合作：激活绿色甲醇市场

同行者，而非交易对手。

郑朝晖表示，绿色燃料产业在技术路线成熟度、生产成本控制、标准的认证体系、绿色价值实现机制构建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与此同时，国际绿色贸易规则正在加速重构，单靠任何一方都难以在短时间内破解这些瓶颈。

“也正因为如此，中欧能源合作的战略价值就愈发的凸显。中欧同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双方在产业合作、标准对接、联合研发等方面的共识持续深化。欧盟在可持续燃料标准认证、碳市场机制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国在资源禀赋、产业链完整性、工程化能力和市场规模上优势突出，这种战略契合与产业链互补，为双方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郑朝晖指出，中欧合作的深层意义远不止于“你有所长、我有所需”的互补，面对全球航运、航空领域的硬性减排约束，中欧双方是同行者。

这种互补性在具体项目中已开始显现。道达尔能源中国高级业务投资经理Dennis-MichaelCUAYCONG(丹尼斯迈克尔夸空)明确表示，道达尔正与中石化在SAF领域开展战略合作，意图结合中方的工业基础与欧方的运营经验。

威立雅中国区战略、市场和公共事务总监张啸渤则透露，公司已在宜宾运营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并在绿色甲醇领域签署了新的战略合作协议。张啸渤表示，“希望中国和欧方不同的合作伙伴进行联合攻关”。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中国区负责人崔洪阳从数据角度揭示了合作的现实基础：欧盟到2035年将出现约1000万吨的SAF原料供应缺口，而中国2024年已向欧盟出口38%的废弃油脂（地沟油）。他判断，“这为中欧在生物质能方面的合作提供了大量空间”，中国已有4家SAF工厂获批出口，合作已在开展中。如何建立透明的原料追溯体系、避免“重复计算”问题，既是合作的切入点，也是双方需要共同解决的制度性难题。

H&M集团制造合作伙伴关系及公共事务副总裁徐睆从终端用户视角提出，中欧最紧迫的合作需求是“统一标准和规则”。

“中欧双方的可持续认证体系建设，尤其是‘中欧体系认证的相互互认’，是未来三到五年的突破重点。”王艳涛进一步建议。

中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院院长助理、克拉玛依市先进科技联合研究院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阎立军回顾了与英国BP长达18年的生物航煤联合研发历程，认为中国航空SAF市场一旦启动，中欧之间将面临原料供应谈判等新的合作议题。

陆鹏垠指出，中欧开展生物质能和绿色燃料领域合作，“战略上高度契合，产业上优势互补，双方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他明确表示，中国愿与欧盟各方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力争为国际社会提供绿色燃料标准和认证体系的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绿色甲醇产能正从38万吨向500—1300万吨之间跃迁，而全球250多个可再生甲醇项目中，真正投产的仅占10%，绿色燃料产业正处于一个临界点上。正如能源基金会国际合作执行主任张慧勇所言，绿色燃料的市场需求是“政策创造出来的，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政策的确定性与稳定性，恰恰是产业最渴求的变量。那个临界点，或许就是所有人都在等待的时刻——当绿色燃料不再是政策驱动的“义务”，而是经济账算得过来的“选择”。到那时，中欧之间的合作也将从技术互补迈向价值共创，共同定义全球绿色燃料的新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