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报记者  吴晨

浦江潮涌，黄浦江畔再迎“陆家嘴时间”。6月17日至18日，以“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为主题的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举行。本届论坛正值新“国九条”发布两周年、资本市场迈向高质量深水区改革的关键时点。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证监会宣布将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扩大至人工智能领域；上海金融法院审理的全国首例承认美国法院证券判决案成为金融法治国际研讨会的焦点。三项重磅举措，勾勒出中国金融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的清晰路径。

离岸金融：从“账户便利”到“制度枢纽”的战略跨越

本届论坛最重磅的成果，当属《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的发布。该《行动方案》从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动与账户管理、数字化应用、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统筹推进实施等方面提出重点举措。《行动方案》明确了清晰的三阶段时间表：到2027年末初步建立适应离岸金融业务的制度体系；到2030年末形成相对成熟的离岸金融制度和法治体系；到2035年末成为离岸、在岸高水平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枢纽。

《行动方案》提出，要为“走出去”企业打造安全可靠的“金融避风港”，首批试点业务包括离岸贸易金融服务、自贸离岸债、离岸再保险、财资中心资金运营、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非居民个人金融服务六大项。配套举措同步落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将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并创设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明确只有注册在浦东新区的商业银行或其分支机构方可承销自贸离岸债。

远东资信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张林在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时表示，《行动方案》相较自贸区原有FT账户（自由贸易账户）体系，核心理念升级集中体现为从“通道式便利化”向“制度型开放”的根本转变。过去的FT账户体系虽具备离岸功能，但账户规则与OSA（OffshoreAccount，即离岸账户）存在显著差异，资金调度效率低、市场碎片化，更多作为单项业务通道使用；而本次《行动方案》明确提出“物理集聚、主体限定、账户隔离”的三大试点原则，在浦东划定“制度围栏”，以可控方式实现开放，并配套“成熟一类、实施一类”的清单式推进机制。这意味着上海正从“做通道”转向“做枢纽”和“做定价”。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青年研究员石少卿对中国工业报进一步指出，相较于上海自贸区原有的FT账户体系，《行动方案》的核心理念已从“单一账户便利化”升级为“物理集聚+主体限定+账户隔离”的三维隔离架构——以浦东为物理试验田集聚机构与基础设施，将服务主体限定为“两头在外”的非居民，并通过FT、OSA账户及FTU（FreeTradeAccountingUnit，分账核算单元，是境内金融机构为开展上海自贸试验区相关业务，在其内部建立的专用账务核算体系）专项额度实现资金分账核算与生态自洽。这标志着上海离岸金融从账户结算便利迈向搭建完整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体系，功能定位由“在岸服务平台”跃升至“全球金融枢纽”。

奕丰基金投资经理、宏观策略分析师李净告诉中国工业报，FT账户体系始终是从属于在岸监管逻辑的附属账户安排，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离岸市场；而本次《行动方案》是在浦东划出一个“非居民闭环”的制度特区——服务对象严格限定为“走出去”企业海外分支和“一带一路”沿线非居民主体，账户通过FT＋OSA双轨实现分账核算和风险隔离，配套规则、法治、税收安排、产品体系一并系统搭建。这不是给在岸业务修一条快车道，而是平地起一座离岸金融城，让它自成生态。

在战略意义上，张林强调，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化、各国监管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通过在岸可控的离岸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支付结算、汇兑、投融资和资产管理一体化服务，既能降低对境外离岸中心的依赖，又能扩容境内可触达的离岸人民币资产池，推动人民币由贸易结算货币向投资储备货币升级，进而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定价权。石少卿补充道，“金融避风港”的核心价值在于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境外融资、财资归集与风险对冲的安全通道，对冲美元体系不确定性、支撑人民币国际化并争夺全球资源定价权。李净的观察更为直接：近三年中资出海企业产业链出去了，但金融命脉还拴在美元清算体系上，SWIFT层面（跨境金融信息传递和标准体系层面）的政治化风险、次级制裁的外溢已经不是理论推演而是经营成本。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一个以人民币为底座、受中国法律保护、物理和账户层面与在岸隔离的离岸枢纽，核心功能是让中资全球资产的资金流有一个“自家码头”可以靠岸，而不是永远漂在别人家的港湾里。

然而，方案落地面临多重挑战。张林将其归纳为“制度—税制—市场”三角：试点涉及暂停或调整现行法律需经全国人大或国务院授权，授权机制的顺畅性与评估成本直接影响试点速度和可复制性；当前离岸业务普遍适用25%企业所得税，相较新加坡5%～15%的优惠税率和香港对离岸来源收入免税的安排，税制优势仍待培育；OSA与FT账户规则差异及在岸离岸价差可能诱发监管套利，以及跨境数据白名单和境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准互认，也是实操中必须突破的现存约束。李净则表示，离岸银行业务、离岸资管、离岸保险背后是熟悉英美法系合同的律师、跨境税务架构师、国际再保险经纪人、离岸合规官等人才，这些“软要素”的集聚速度才是真正的时间瓶颈。石少卿强调，最大挑战在于资本项目有限开放条件下“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边界把控，既要防止资金空转与监管套利、满足反洗钱及涉税信息合规，又需应对国际监管互认、规则对接与地缘制裁长臂管辖带来的冲突——平衡开放活力与风险隔离的难度将贯穿“2027—2030—2035”三步走全过程。

资本市场：“开闸”与“严管”并行，循环能否真正打通？

6月17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论坛开幕式上宣布，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适用范围扩大至人工智能大模型行业。同日，上交所正式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10号——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第五套上市标准是专门为尚未盈利但拥有核心技术的科技企业设计的包容性上市通道，核心门槛为预计市值不低于40亿元且要求企业取得阶段性成果。此前主要面向未盈利生物医药企业，此次扩至AI大模型、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硬科技”领域。吴清同时明确，将严查严处借科技之名蹭热点、炒概念甚至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适时发布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人工智能的指导意见。新“国九条”出台两年多来，中国证监会共查办各类案件1358件，罚没款353亿元。在产品创新方面，吴清还宣布支持在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ETF，并推出商业不动产REITs试点——4单首批项目于6月18日在上交所挂牌上市。

张林指出，中国证监会以“技术验证替代财务验证”，允许未盈利但具备核心技术的企业上市，同时强调严查“蹭热点”、信息失真和内幕交易，这一“开闸”与“严管”并行的组合拳，为打通“科技—产业—资本”循环提供了制度基础。石少卿分析道，第五套上市标准扩围使估值逻辑从“看盈利”转向“看潜力”，为头部企业打开境内直接融资通道，并为美元基金退出和VC/PE“投早投长”提供正反馈，降低了对境外市场的依赖。李净则特别强调此次扩围设计的克制性——上交所15条指引中核心要求是“申报时至少有一个大模型产品已完成上线发布并实现规模化应用”，意味着监管要求企业至少跑通了“产品→用户→规模化使用”的链条，而非放开让PPT上市，入口的硬约束比市场情绪渲染的要紧得多。

不过，三位专家均对“循环跑通”提出了审慎判断。张林表示，循环能否畅通关键取决于供给端、资金端和定价机制能否同步到位——政策正推动主动ETF、商业不动产REITs及社保、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增配，但耐心资本的实际流入规模和持有结构仍需时间验证。石少卿直指现有投资者结构中的核心矛盾：散户占比偏高、科创板流动性分层明显，对零营收企业缺乏PS估值或期权定价的成熟锚定，40亿元市值门槛易被一级市场叙事推高而非市场真实定价兑现；商业化路径未明的企业上市后，若无强制性的商业化进展披露、做市商或长期资金承接、以及与退市机制挂钩的持续督导，容易出现“PPT造模型”式的泡沫与破发循环。李净进一步将挑战概括为三道坎：其一，大模型企业是典型的长周期、高资本开支、盈利拐点极不确定的品类，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散户进场，而是保险资金、养老金、产业母基金等“耐心资本”被实质性地松绑；其二，退市的“反向压强”不够，入口包容就会被滥用，只有让市场确信不达承诺的硬科技公司也会被坚决出清，“包容性”才不会异化为“软约束”；其三，AI大模型的估值锚本身在全球都还没找到，公开市场可能用短期营收增速去贴现长期技术范式的不确定性，定价噪音极大。

三位专家判断高度一致：这套组合拳方向正确，但“循环”能否真正跑通，关键不在IPO开闸本身，而在定价机制与耐心资本能否同步到位，要看接下来12个月内长期资金准入松绑节奏和退市常态化是否同步兑现。

金融法治：“首例承认”的破冰意义与制度瓶颈

6月18日下午，“金融法治国际研讨会”在论坛期间举行。上海金融法院审理的“全国首例承认美国法院证券判决案”成为焦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复议裁定，维持了上海金融法院于2024年作出的承认美国特拉华州衡平法院一项关于证券欺诈赔偿判决的裁定，涉及赔偿金额超过4400万美元。因中美之间没有缔结相互承认和执行民事判决的国际条约，上海法院综合考量法院所在国法律、双边共识等因素，认定中美之间存在法律上的互惠关系，作出基于互惠原则承认的首例裁定。

张林指出，该案是金融法治“软基建”的标志性突破。在中美未缔结民商事判决互认条约的背景下，该案构建了“法律互惠”的可预期认定路径，改变了此前多数案件不认可中美互惠关系的司法实践，降低了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境内实现跨境判决执行的法律不确定性和成本，释放了中国法院严厉打击证券欺诈、平等保护中外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明确信号。在石少卿看来，该案向国际市场释放出中国司法平等保护中外投资者、提供稳定可预期法治保障的信号，其战略意义在于以法治确定性对冲外部不确定性，使判决跨境流通成为金融高水平开放的“压舱石”。李净从司法逻辑角度拆解：此前中国法院的惯常立场是“中美之间没有条约→没有事实互惠→不予承认”，本案确立的逻辑是——只要对方法律体系在原则上允许承认外国判决且程序正义要件满足，就可以走承认路径，不必苦等对方先判一个中国判决的案例出来，等于把互惠从“你先跳我再跳”的僵局，变成了可基于法律推理独立裁量的活水。

但以上专家一致认为，从“个案突破”走向“常态化制度”仍需多重法治突破。张林指出四个维度：涉离岸金融的授权立法机制需建立高效顺畅的授权与评估流程；跨境数据与标准互认亟需明确的数据权限框架和与境外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规则互认；私人财富管理与信托、遗产等配套法制需系统性完善；需积极参与IOSCO等多边规则制定，提升境内定价基准的国际采纳度。石少卿进一步系统化地指出三大法治瓶颈：互惠原则从“事实互惠”转向“推定/法律互惠”后仍停留在个案裁判层面，缺乏系统化、可复制的制度供给与多边条约网络支撑；跨境监管协作机制薄弱，涉及证券、数据出境、长臂管辖与主权豁免等领域的规则冲突缺乏协调路径；涉外金融立法系统性不足、国际规则话语权较弱，在数字金融、绿色金融标准等新兴领域尚未将中国实践充分转化为国际规则倡议。

李净则直指天花板所在：本案走的“法律互惠”是法官造的桥，不是立法铺的路——判例的指导力在中国法体系里终究不如成文条约来得硬。真正“卡脖子”的是判决执行往往涉及跨境取证、冻结境外资产、银行账户信息调取，这些碰到的不是“互惠原则”问题，而是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国家安全审查、银行保密法与境外披露请求的刚性冲突。李净将最迫切的法律瓶颈概括为：中国缺乏多边框架下“可承诺的司法互认机制”——海牙《判决公约》虽已签署但未全面批准进入国内法衔接，双边司法协助协定覆盖面不足。这些需要从“个案互惠的司法智慧”升级为“立法级、条约级的可预期承诺”。上海金融法院这步棋赢得了尊重和市场注意力，但要赢到“外资把这里当默认争端解决主场”的量级，还需要国家层面的立法和条约工程跟上——那才是真正的深水区。

从离岸金融的制度型开放蓝图，到科创板对“硬科技”的包容性扩容，再到跨境司法协同的破冰实践——2026年陆家嘴论坛释放的三大政策信号，共同指向一个清晰的方向：中国金融开放正从“管道式”走向“制度型”，从“规模扩张”走向“规则引领”。正如论坛主题所言，在全球治理新格局下，金融发展与合作既面临新挑战，也蕴含着新机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正站在从“热门选项”向“首选之地”跃升的关键节点上。专家们的深度解读表明，制度供给的蓝图已然展开，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落地执行的精准度、耐心资本培育的节奏感，以及法治承诺从“个案智慧”升级为“制度信用”的系统工程。这三重命题的答卷质量，将最终决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竞争力与影响力能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