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报  吴晨  刘德炳

6月6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致辞，释放了多项事关资本市场深层次改革的重磅信号：从“更突出公平和规范”的程序化交易监管新安排，到公募基金“从重规模到重回报”的关键转折，再到私募基金“扶优限劣、畅通募投管退”的系统性部署。吴清的讲话标志着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已从“补短板”进入“精治理”阶段，尤其对工业企业的长期资本获取具有实质性引导意义。

程序化交易监管再升级

吴清明确表态：“充分考虑个人投资者占大多数的国情市情，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程序化交易监管规则制度，建立交易报告机制，强化针对性监测监控，从严监管异常交易行为，引导降频降速，强化交易业务单元管理等。在此基础上，证监会还将深入调研，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突出公平和规范，加强针对性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

针对以上关于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新安排，中科招商集团副总裁胥晴皓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对中国工业报表示：“这相当于给赛道装上‘限速器’。量化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部分高频策略利用速度和通道优势进行‘抢跑交易’，在极端行情下放大波动、收割散户。限制申报速率、强化单元管理，能有效遏制这类行为。”但他同时强调，监管不宜一刀切，关键有两点：一是要区分正常的量化对冲策略与恶意高频收割行为，避免误伤做市商；二是强制披露策略类型和风控阈值，让监管和投资者都“看得懂”。

远东资信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张林在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时表示，当前“降频降速”举措通过设定高频阈值、差异化收费、先报告后交易等安排，能够在不显著波及主流中低频量化与指数增强策略的前提下，定向压缩高频技术优势，边际改善中小投资者在撮合优先级、信息节奏和撤单摩擦上的弱势地位，交易公平性与市场信心可期提升。

就市场具体影响而言，张林分析指出：短期内，高频交易策略被迫收敛，可能会导致买卖价差变大、交易活跃度下降，其中小市值的股票受影响更明显；但从中期来看，随着市场质量改善、异常波动减少，股票价格将更能反映公司基本面，被动投资和低频策略的冲击成本会更可控，宽基ETF的配置和避险功能也会更突出。他进一步判断，如果未来继续收紧对技术滥用和操纵市场行为的监管，高频资金撤出带来的交易量下滑，实际上是市场结构的正常调整，并不意味着整个市场没钱了，反而能降低极端行情下的踩踏风险，推动A股逐步走向一个更健康的生态——更多靠中低频交易、基本面分析和多因子策略来有效竞争。

民生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副总经理喻宏伟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对中国工业报指出，现有监管措施“有一定作用”——对虚假挂单、异常报单、托管暗箱等现象已形成遏制，程序化交易监管正稳步推进。但他直言，真正的技术公平是很难做到的，比如大模型与算力的差距、DMA（多空收益互换）和衍生品等工具的优先使用权等。真正的公平，还是要回归到投资市场最基础的环节——上市公司的质量与退市常态化。

公募基金改革“棋至中盘”

吴清坦言公募基金正经历从“重规模”到“重回报”的重大转变，但同时权益类公募基金规模占比不足30%，远低于成熟市场60%的平均水平，且存在产品同质化、竞争内卷化问题。他特别强调，当前公募基金改革迎来了“棋至中盘”的关键节点，必须毫不放松、再接再厉，并明确提出要“强化与投资者利益绑定”“遏制赌押赛道、风格漂移、高位发行”。

对此，张林认为，当前公募基金改革虽已“棋至中盘”，但仍有三重错配叠加共振：一是激励错配。固定管理费叠加规模导向考核，诱导“高位发行—风格漂移—高换手—短期赛道赌押”，基金公司、基金经理与持有人利益绑定仍存不足。二是渠道考核失衡。代销环节长期奉行“首发规模竞赛”，保有率、客户盈亏与持有周期权重缺失，逆周期配置激励存在不足。三是费率与基准约束机制缺位。与持有期绑定的浮动管理费和真正意义上的业绩比较基准硬约束仍需要提升，继续降低无效换手与风格漂移。

基于此，张林提出了深化公募基金改革的三个突破方向：将三年以上考核权重进一步提升，对跑输基准超10%者明显下调绩效薪酬；新发主动权益产品大力推行基于比较基准的浮动管理费，对长期持有者实施阶梯降费；销售考核从“首发规模”转向“保有、盈利、定投”综合考量，将渠道导向从交易佣金重构为客户价值分成。

中国企业联合会资委会委员、高级经济师董鹏在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时进一步指出，公募基金改革的核心障碍，是管理费与规模挂钩的固收模式。他提出了分阶段的解决方案：短期，推行浮动管理费，让收费与业绩表现直接挂钩；中期，将持有期收益率和回撤控制作为经理考核主体；长期，建立股权激励与投资者长期回报递延支付机制。董鹏强调：只有打破“规模越大、收费越多”的底层逻辑，才能根治产品同质化与顺周期行为。

“目前的管理费和销售费还是以规模为中心，服务于不同利益团体的诉求。如果能过渡到管理浮动费率，销售转向投资顾问收费，例如投资期限越长费用越低，亏损阶段免费，盈利后再实行阶梯式收费，将收入与顾问服务挂钩，那么‘赌赛道、风格漂移、高位发行’等很多问题或许能迎刃而解。”喻宏伟直指要害。

胥晴皓则从考核机制和销售渠道两个维度补充分析，核心障碍就是考核机制和销售导向。管理费跟规模挂钩而非跟基民收益挂钩，排名压力逼着基金经理追热点、不敢逆向布局，结果就是产品同质化。销售端渠道靠申购费吃饭，天然倾向于推新基金、造爆款，导致持有人高买低卖。他提出改革要“动根本”：管理费应与持有期收益绑定，延长考核周期至3—5年，允许更多浮动费率产品面世。

工业企业如何拥抱资本？

吴清在讲话中披露，过去五年，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为未上市未挂牌企业注入5.25万亿元创新资本，相当于同期境内企业股票融资规模的90%；公募基金投资于先进制造和科创领域股票超过6万亿元。但对于广大工业企业而言，如何真正对接这些“耐心资本”，仍面临“募投管退”堵点。

张林指出，工业企业主动对接基金资本的核心前提是大幅提升“可投性”，而“可投性”本质上是对资本不确定性的系统性降低。他针对不同类型工业企业提出了三维对接框架：

第一，高端制造企业应围绕可验证技术路线、可复现商业模型、可预期退出路径构建框架，与央国企链主共建场景联测，将降本增效与良率提升转化为可量化的里程碑KPI，以此打消“资本不敢投”的顾虑。第二，基础材料企业应通过“小试—中试—放大”路线图与第三方检测、客户认证，用进口替代与供应链安全叙事对接专项引导基金和长期险资。第三，工业软件企业则需打造工程可验证的能力闭环，借助首版次补贴与可迁移案例库解决“链主不敢用”的采纳门槛问题。

在“募投管退”堵点疏通上，张林建议，企业应提前规划并购重组、份额转让、再融资或ETF化等多元退出通道，并设立跨部门共创项目办公室缩短验证与迭代周期，将投后赋能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协作。资金来源上，可引入国资耐心资本与政府引导基金作为早期领投，采用早期政府补贴或孵化、成熟期社会资本接力的模式，叠加科创债、可转债、ABS等工具优化资本结构，最终以制度化的退出预案和扎实的治理披露合规，实质性提升耐心资本进入的意愿与确定性。

董鹏进一步补充了工业企业提升“可投性”的具体路径。他认为，工业企业要吸引耐心资本，须在三个维度发力：一是技术壁垒，拿出客户验证过的核心部件或替代进口的检测数据，证明“不可轻易复制”；二是治理透明，引入第三方审计、规范关联交易，让资本敢进愿留；三是退出预期，主动对接并购需求或科创板路径，使基金看见明确的回报出口。同时，董鹏特别建议，应联合行业协会制定技术成熟度评价标准，降低资本识别硬科技的成本。他表示：“只有让资本‘看得懂、算得清、退得出’，耐心资本才能真正下沉到工业企业的长周期创新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