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报记者 余娜

在全球加速迈向“双碳”目标的时代，可控核聚变技术被视为未来能源的理想解决方案之一。

2026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持续聚焦我国核聚变研究现状、聚变能产业化等关键问题。段旭如接受中国工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些年，我国核聚变研发取得了长足进步。未来3-5年，我国在聚变技术研发上的核心发力点仍是围绕燃烧等离子体稳态运行、耐高能中子轰击材料、燃料增殖与自持循环、高温超导磁体、能量转换等方面攻克相关科学技术问题。将着力推进燃烧等离子体实验、耐辐照材料测试中子源建造、高温超导强磁场实验平台搭建、聚变工程实验堆设计，以及数字聚变堆研发等。

中国核聚变研发实力快速提升

近些年，我国核聚变研发实力快速提升。

“在装置高参数运行、长脉冲放电控制、射频负离子源中性束加热、堆芯内部件研制、聚变堆主机装配等方面的技术水平均步入国际前列。”段旭如介绍，“同时，依托中国环流三号，我国正积极推进燃烧等离子体实验，以夯实燃烧实验研究运行科学和技术基础，补齐聚变实验研究短板。此外，我国建成了一批以核聚变研发基地、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等代表的科研能力平台，并同步推进聚变工程实验堆设计研发。可以说，我国磁约束聚变能源研究已位于国际第一方阵，与国际同步处于向实验堆工程验证过渡的关键阶段。”

段旭如坦言，核聚变一系列成就背后，是我国政府在核心技术、实验装置、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关键性、体系化布局的结果。

首先，将核聚变能定位为我国未来产业的核心赛道，从战略高度进行统筹，形成了国家队引领、民企多元协同、工业生态集聚的创新格局。

其次，得益于长期以来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和国际合作交流，我国核聚变研发实力得到了快速提升。通过承担ITER关键部件研制任务，我国在堆芯涉核内部件、诊断、电源、超导磁体等聚变堆核心技术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并形成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

此外，国家相关部委围绕国内核聚变研究攻关重点，支持建成了多座国际先进的研发平台，面向企业、科研院所、高校通过设立科技项目等形式，开展针对性科学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

聚变能源“顶层设计”持续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能法》2026年1月正式施行，该法明确鼓励和支持可控热核聚变研究，为聚变能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国务院《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也对聚变技术研究提出相关要求，顶层设计持续完善。

段旭如坦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能法》（以下简称“原子能法”）与《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这两份重磅文件，对我国聚变能发展起到了关键的引导作用。一方面，原子能法不仅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受控热核聚变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为行业提供了明确的法律预期并释放了坚定支持信号，更前瞻性地确立了“建立符合受控热核聚变特点、促进核聚变应用的监督管理制度，对聚变燃料、聚变装置实行分级分类管理”的原则，旨在为聚变能快速发展提供了法治基石；另一方面，作为“双碳”战略纲领性文件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积极研发先进核电技术，加强可控核聚变等前沿颠覆性技术研究”，为聚变能“加速跑”赋予了战略驱动力。

段旭如表示，在法律和战略领航的大背景下，未来还需要一些针对性的配套政策，保障我国的聚变能事业行稳致远。核聚变能技术发展应遵循实验堆→示范堆→商用堆的渐进路径这一科学发展规律。

第一，加快出台国家层面的聚变能源发展战略。明确聚变能开发的三个不同阶段（实验堆、示范堆、商业堆）的技术目标、时间节点和能力建设要求，统筹布局研发平台、测试设施、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避免低水平重复和无序竞争，引导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第二，构建精细化的分级分类监管细则，需要具体到不同技术路线、不同规模（实验装置、实验堆、示范堆）的聚变装置，究竟如何“分级”、怎样“分类”管理？相关的安全标准、许可流程、监管主体等细节亟待明确。这需要国家上级主管部门等加快研究出台聚变装置分级分类监管要求等配套规章。

第三，出台相关配套政策，促进推动发挥工业界和企业集团科技创新主体等作用，发挥好企业在工程设计、材料生产、装备制造等领域的产业赋能优势，推动聚变堆工程技术攻关与产业转化。

第四，加强聚变工程人才队伍建设。鼓励企业与高校深度绑定，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培养工程化人才，除了培养环节，政策还应在留住人才和激励人才等方面发力。

中国核聚变产业新格局逐渐形成

当前，全球私营聚变公司蓬勃发展，提出多种快速商业化的技术路径，会否改变聚变能源发展的传统格局？

对此，段旭如表示，全球商业资本正加速涌入可控核聚变领域，为聚变能商用化进程注入新的动力。私营聚变企业多元化的技术路线，为可控核聚变商用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前沿交叉科技与核聚变的融合，形成了一些可控核聚变新概念新方法，同时也为传统可控核聚变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在此背景下，中国核聚变产业“国家队引领、民企多元创新”新格局正逐渐形成。

中国核聚变产业正凭借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活力相结合的路径，系统性地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生态。通过加强协同创新，尤其是开展有组织的科研和技术攻关，提升科技攻关效率，要充分发挥国资央企的科技创新主体作用，依托相关企业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充分发挥创新联合体作用，促进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此外，还需要不断探索优化创新范式，打造创新科技金融支持体系，鼓励商业资本针对聚变能发展所需积极参与和投入行业关键技术研发，形成集智创新、开放包容、优势互补的新局面。

“2025年，基于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60年的发展沉淀，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在上海挂牌成立，旨在加速聚变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与工程化应用，并在上海和成都两地协同布局聚变堆科学和技术攻关。”段旭如表示，“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挂牌对于我国核聚变事业从科研探索向工程化、产业化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针对聚变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等核心问题，公司通过商业运营模式推动核聚变关键技术攻关，同时依托上海的国际科创中心区位优势，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聚变能源创新高地。这些对于加速我国聚变能源研发进程具有深远意义。”

段旭如同时提醒，从全球视野看，聚变能商业化已形成加速态势。据IAEA《2025年世界聚变展望》报告，全球近40个国家推进聚变计划。但聚变能商业化仍面临多重挑战，例如科学与技术层面亟需突破制约工程化、商业化发展的技术挑战等难题。产业生态上，还需解决产供链成熟性、经济可承受性、投资可持续性、监管可适配性等问题。

“当前各国在技术路径上呈现出主流托卡马克持续深化、多元创新路线并举的特点。国际合作形式正从传统的大规模多边机制，向更加灵活、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新型双边及小多边协作拓展。我国要在国际合作中把握主动权关键在于‘练好内功’，通过攻关，自主掌握聚变堆关键技术，不断强化科技创新，深化以高温超导、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技术在聚变领域的融合应用，提升自身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通过高质量、按时完成ITER关键部件研发任务，积极贡献中国方案，通过开放高水平聚变科研平台等方式彰显我国的大国担当，推动人类聚变能事业发展。”段旭如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