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报  祁晓玲  王瑞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367.5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68.77%。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6年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

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市场主流，随之而来的是充电用电负荷的快速增长。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达810亿千瓦时，同比大幅增长56.9%，是互联网服务用电量的1.63倍，成为拉动第三产业用电增长的重要力量和电力消费领域的关键新增量。

规模庞大的充电量中，究竟有多少来自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的减碳成效，远不止于“油换电”，最终取决于动力电池所接电力的清洁程度。推动实现“绿车充绿电”，已成为交通减排与电力系统绿色转型过程中绕不过去的课题。

近日，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与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在上海举办“绿电上车”充电基础设施绿电消费专题研讨会，发布《充电基础设施绿色电力消费：现状与建议》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业内专家、运营商、平台代表共同研判行业机遇与现实堵点，探讨从愿景走向落地的可行路径。

政策信号密集释放  顶层框架加速搭建

“预计到2030年，电动汽车行业用电量将超过5000亿千瓦时，接近全社会用电量的4%，将成为非常可观的用户侧用电行业。”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电力市场与碳市场所常务副所长蔡元纪在解读报告时指出。

面对如此庞大的用电规模，国家层面鼓励电动汽车充电与绿色电力消费结合的政策密集出台。

202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广绿色充电桩，支持新能源汽车充绿电”，将充电基础设施纳入绿证自愿消费重点场景。

2026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在交通运输领域专门提出推广绿电直连等新业态，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将充换电补能基础设施作为交通领域扩大可再生能源消费的重要载体。

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也出台系列文件，对充换电场站与电网互动能力、绿电使用作出要求。比如《关于加强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融合互动的实施意见》提出探索充电设施聚合参与绿证、电力现货市场路径；《关于推动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鼓励充换电设施聚合参与绿电证书交易，支持补能场站开展绿电就地直充。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科技创新部主任吕岚春表示，政策支持“绿电上车”的信号已经越来越清晰。在他看来，下一步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政策目标转化为企业能够参与、用户能够感知、市场能够持续运行的具体机制。

四条路径走向“绿电”  条条都有“拦路虎”

在研讨会上，蔡元纪归纳了当前充电基础设施行业探索出的四类绿电消费路径。

第一类是绿证交易，适合城市核心区和分散公共站点，不用改造设备、不用独立户号，买证就能声明绿色属性，适用范围最广、门槛最低。

第二类是绿电交易，适合具备独立户表和交易能力的规模化场站，绿色属性与物理电量直接绑定，溯源更清晰、用户信任度更高。

第三类是光储充一体化，适合园区、公交物流基地、高速服务区等场地条件较好的场景，光伏车棚加储能，看得见、摸得着，示范效应强。

第四类是虚拟电厂、需求响应和V2G，更依赖聚合规模和机制完善程度，主要价值在于释放充电负荷的调节能力，帮助电网削峰填谷，但不能直接等同于消费绿电——除非与绿电交易或绿证核销形成可核验的对应关系。

每一条路径都能通向“绿车充绿电”，但每一条都有待解的难题。

没有独立户号，想买绿电都“没资格”。“很多充电场站是挂在商场里面的，与商业综合体在一起，没有独立户号，没办法作为单一主体向市场采购绿电。”蔡元纪指出。

部分公共充电场站位于商业综合体、写字楼、园区、地下停车场或物业表后，充电运营商并非独立电力户号主体。由于绿电交易、结算和消费核算通常以户号为基础，此类场站难以直接以站点名义参与绿电交易。即使有企业愿意承担成本，也因制度门槛被挡在门外。

这些场站往往只能通过购买证电分离的绿证完成绿色电力消费声明，但“证电分离”的特点使其绿色属性难以实现时空维度的精准对应，也难以将绿色权益进一步传导至终端用户。

蔡元纪在报告解读中指出，充电运营商推行绿电的阻力首先来自成本。在没有强制要求或明确补贴的情况下，绿电消费更多出于企业社会责任、品牌宣传和ESG披露；当绿电价格高于常规电价、溢价无法向终端用户或补贴机制传导时，运营商的持续采购意愿会明显下降。

据了解，目前绿证溢价折合每度不到1分钱，但上海地区绿电交易溢价可能达到3到5分钱甚至更高。联联睿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电力市场部部长刘春雨坦言：“场站运营商这部分溢价很难传导下去，用户不认可，价格问题导致很多企业意愿降低。”

公众态度也印证了这一判断。研讨会上发布的知乎平台用户调查显示，当价格、距离、速度无明显差异时，78.45%的用户愿意优先选择绿电桩；一旦需要额外付费，这一比例骤降至37.93%。

即便企业愿意承担成本、用户愿意接受溢价，还有一道绕不开的坎——负荷曲线与发电曲线“错配”。

刘春雨展示了一张对比图：上海公共充电场站一日24小时负荷曲线与光伏出力曲线明显“错峰”。充电高峰集中在夜间20点至次日凌晨1点，光伏出力集中在上午至中午。绿色电力大发的时候，恰恰是充电低谷；车主习惯夜间充电，但夜间没有光伏。

报告指出，充换电负荷时空分布与风电光伏出力存在系统性不匹配。这种错配直接制约了绿电消费比例的提升。

绿证交易虽然普适性强，但在认证和分配层面存在技术门槛。蔡元纪指出，运营商可通过绿证获得年度绿色电力消费证明，但很难分配到每个用户、每次充电上。

“绿电交易可以月度结算，给用户推一条消息——你今天充的电来自哪个风电场。但绿证做不到，你只能证明整个场站的年度电量被覆盖了。”蔡元纪说。

此外，部分政策工具对充电基础设施并不适用。刘春雨指出，绿电直连是很好的政策方向，但由于充电桩单体用量小、位置分散、负荷波动大，很难达到绿电直连的规模化要求。

上海“真金白银”补贴  企业100%绿电先行

尽管困难重重，先行者已在破局。

上海是“真金白银”推动绿电消费的代表性城市。据刘春雨介绍，上海对充电场站实行运营度电补贴和星级评定，最高三星级场站每度电可获0.3元补贴。三星级场站必须入市交易，绿电使用（含生物质）作为加分项纳入评定。

“政府利用真金白银推动充电运营商入市，这也是近两年上海充电市场绿电消费发展较快的原因。”

2023年底上海首批推进的绿色充电桩数量为1000桩，到2024年底已达万桩。以联联睿科代理的充换电运营商为例，2024年约40家，2025年增至110家、绿电交易量2.15亿千瓦时；目前约120家，预计2026年交易量将突破4亿至5亿千瓦时。

北京逸安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少数实现100%绿电的企业。逸安启由宝马与梅赛德斯-奔驰合资成立。据运营负责人张磊介绍，2023年11月双方股东达成一致，在合资协议中已约定逸安启须使用绿色电力，这一要求在公司正式运营前既已明确。

张磊总结了三点考量：帮助有环保理念的用户更好地践行环保、助力行业挖掘减排潜力、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当前其他充电网络在卷价格和场站分布，我们希望给社会和用户提供长期价值。”

由于核心区位场站多位于地下、难以单独立户，绿证成为实现100%绿电“最可靠的关键”。逸安启的绿证采购坚持三条原则：真实唯一、可追溯可核销；发电年份与消耗年份匹配；可控成本下的稳定供应。

值得注意的是，逸安启并未将绿电溢价转嫁给消费者，也未将“100%绿电”作为最大宣传点。“用户认知还不足，当前优先宣传其他竞争优势，绿电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积累的优势。”张磊坦言。

让公众“看到、找到、选到”绿电

“绿车充绿电”要形成闭环，公众参与不可或缺。但当前公众对绿电的认知和行动力之间仍有显著落差。

今年7月底，绿色和平与知乎合作发起的绿电上车公众态度征集显示：84%的用户选桩时优先看距离和便利度，74%看价格，59%看充电速度，只有16%看是否为绿电。但当价格、距离、速度无差异时，78.45%的人愿意优先选择绿电桩。

数据还显示，68.1%的受访者希望在地图或充电App上看到绿电充换电标识；62.93%的人想查看减碳数据、获取低碳电子凭证，且减碳凭证需求对付费意愿有明显拉动作用。

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佘煜宁在发布信息库时说，公众对绿电溢价的接受度不高，但希望在充电时有知情权和选择权。她认为，能让公众看到绿电信息、提供选择机会，是推动行业规模化消纳绿电的第一步。

基于此，绿色和平开发了“绿电充换电站点信息库”并在研讨会上发布。首批收录54家运营商旗下逾2000个绿电充换电站点，所有站点2025年度绿电消费比例均不低于40%，涵盖核心商圈、商业楼宇、高速公路等多类场景。信息库将动态更新，并正在推动与地图App合作接入。

“通过信息库弥合公众信息差，让绿电充换电站被看到、被找到、被选择，这是满足公众‘知道’和‘能选’的诉求。而‘成就感’还需要更多运营商和行业伙伴合力完成。”佘煜宁说。

组合政策、市场机制与公众协同是破局关键

“绿车充绿电”并非一蹴而就，行业需要政策、市场与公众形成合力。

报告从顶层制度、分类目标、考核激励、计量交易、市场协同和用户权益反馈等六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核心要点包括：建立充电基础设施绿色电力消费的顶层制度框架，统一统计口径和认定规则；分类设置绿电消费目标，优先覆盖重点场景；将绿电消费纳入场站星级评价和财政补贴核心指标；完善独立计量、代理交易和中小运营商参与机制；推动绿电交易、绿电直连和虚拟电厂机制协同创新；建设面向用户的绿色充电账户和权益反馈机制。

蔡元纪认为，政策干预在早期至关重要——先用政策推动正确的事，到一定市场规模后再逐步退回来。近期应以补贴等鼓励性政策为主，远期可借鉴重点行业绿电消费比例考核机制，或将充电场站纳入地方碳市场，形成约束与激励并举的闭环。

电价机制的深层变革则是更长周期的变量。蔡元纪预测，伴随火电退役、新能源装机增长，十年之后的电力系统一定是高度源荷互动的系统，充电价格会慢慢拉开。

北京清能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咨询总监费云志则从电力市场角度指出：过去峰谷电价是人为划定的，跟着传统负荷曲线走；随着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未来每一度电在每个小时都会有对应的市场价格。他建议场站主动与售电公司合作，通过套餐设计优化充电曲线：现货市场价格低的时段往往也是新能源大发时段，可根据市场价动态调整充电价格信号，引导用户行为。

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项目副总监刘君言说：“绿车充绿电，绝不是某一家企业或某一个机构能单独完成的事。它需要政策引导、市场推动，更需要媒体的传播引导与公众的协同参与。”

从810亿千瓦时的用电量，到真正可核算、可追溯、可持续的绿色电力消费，充换电服务业正处在从“前期示范”走向“规模化应用”的关键过渡期。这一过渡需要多久，取决于政策设计能否落地、企业成本能否分担、用户权益能否感知。只有当多方主体形成合力，才能让“油换电”的减碳价值真正落到实处，让“绿车充绿电”从政策愿景转化为可落地、可负担的产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