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报  王珊珊  吴晨

当资本的目光还在AI、半导体领域游弋时，一条更加前沿的赛道正在悄无声息地燃烧起来。据财联社创投通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国内量子赛道融资总额已达到32.04亿元，一举超过2025年全年24.73亿元的总和。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去年全年才能走完的路程。

在这场资本加速涌入的浪潮中，真正引起行业震动的消息发生在6月初。6月2日晚间，国盾量子发布公告称，拟与关联方中电信量子（北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中国电信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他各方共同出资设立“中电信量子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基金总认缴出资额高达15亿元，一旦完成注册，将成为年内国内规模最大的量子产业专项基金。

“技术+网络+资本”三位一体，央地协同如何构筑护城河？

本次基金的合伙人结构极具代表性。公告显示，中国电信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出资7.35亿元，持股49%，为最大有限合伙人；国盾量子出资3亿元，持股20%；诚通科创投资基金出资2.5亿元，持股16.67%；四川振兴投资有限公司和合肥国有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各出资1亿元，分别持股6.67%；普通合伙人中电信量子（北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出资1500万元，持股1%。值得注意的是，中电信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早在2022年1月便已成立，但在2025年6月16日方才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本次15亿元的量子基金一旦完成注册，将成为其管理的第一只基金。

“这次合作的核心阵容是‘国盾量子+中国电信’，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湖南中财开元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胡双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时对此评价道，国盾量子作为“量子科技第一股”，是国内少数能提供量子保密通信核心设备和系统解决方案的企业，代表了技术的源头；而中国电信拥有覆盖全国的通信网络、庞大的政企客户资源和强大的资本实力，代表了应用场景和市场入口。

在他看来，二者的深度绑定，意味着这个基金不只是财务投资，更是一个“技术+网络+资本”三位一体的战略平台。其核心目标正在于加速量子技术，特别是量子保密通信，从试验网络向规模化商业应用跨越，打通产业链的“最后一公里”。基金公告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判断：基金将重点投向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核心领域，尤其侧重能与中国电信现有业务产生协同的环节，包括关键器件的国产化、行业解决方案以及直接面向用户的产品和服务。

“量子科技作为战略性未来产业，具有研发周期长、技术门槛高、产业链协同要求高等特点，需要长期资本与产业资源的深度融合。此次量子产业创业投资基金采用央企引领、地方国资参与的协同模式，体现了我国未来产业投资体系向生态化方向升级。央企在网络基础设施、产业场景及市场资源方面具备独特优势，地方政府则在产业承接、人才服务与创新生态建设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双方优势互补，有助于推动量子技术从实验室创新向产业化应用加速转化。”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高政扬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时从产业体系的高度进行了分析。

“国家队”的资金弹药如何精准投放？

在投向设计上，该基金展现出鲜明的“投早投小”导向。公告明确提出：投资A轮及之前轮次的项目数量占比不低于50%，且这类项目的投资规模占比不低于基金总规模的30%。这意味着至少有4.5亿元将直接流向初创期和种子期项目。此外，在项目来源上，要求央企外部项目的数量占比不低于50%，投资规模占比同样不低于30%。这一机制安排使得基金既可利用中国电信体系内的产业资源，又需主动挖掘体系外的优质项目。

对此高政扬指出，基金将较高比例资金投向A轮及以前阶段的项目，对缓解量子科技企业早期融资难题具有重要意义。未来，随着更多产业资本、科研机构和地方创新平台参与其中，有望形成覆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及商业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为我国量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资本支撑与产业保障。

科技部国家科技专家库专家、高级工程师周迪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时对“央地协同”模式进行了深入剖析。他坦言，这种模式在量子产业前沿赛道的实际效用显著，但也面临多重挑战。

首先是决策效率问题，多方出资可能导致审批流程繁琐，错过早期项目的投资窗口期。

其次是风险偏好差异，央企和地方国资对亏损的容忍度不同，容易在项目筛选上产生分歧。

第三是利益协调难题——各方诉求不同，央企重战略布局，地方重产业落地，投后管理和退出机制设计需兼顾多方利益。相比纯粹市场化基金，它的独特优势在于能快速整合顶级资源，比如中国电信可直接为国盾量子等被投企业开放运营商级应用场景，合肥国资能对接中国科大等顶尖科研力量，加速技术转化；但局限也同样明显，市场化程度不足可能导致项目筛选不够灵活，对高风险、非共识的前沿技术投资谨慎，退出路径更依赖IPO而非并购，周期更长。

从资金投向来看，该基金将成为构建自主可控产业链闭环的关键一环。胡双认为，通过基金投资，中国电信可以培育和锁定一批核心供应商，将上游器件、中游设备、下游应用整合进自己的生态体系。国盾量子则能借此扩展技术应用范围，并巩固其作为核心设备供应商的地位，从单纯卖设备的公司转变为参与产业生态塑造的平台型企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基金明确包含量子计算方向，中国电信强大的云计算能力和数据中心资源，正是未来提供“量子计算云服务”的理想平台，可能会布局能与电信云网融合的量子计算机研发团队或硬件公司。

量子赛道融资井喷：从“避之不及”到“争相邀请”

资本对量子赛道的热情并非凭空而起。早在今年3月，北京玻色量子便率先完成10亿元B轮融资，由北京金控、工银资本、招银国际、深投控等联合领投。同期，深圳量旋科技完成6亿元C+轮融资，合肥幺正量子完成数亿元Pre-A轮融资。2026年第一季度国内量子赛道融资总额的爆发式增长，仅仅是序幕。

一位早期投资人向媒体回忆道，几年前国内关注量子项目的机构屈指可数，很多项目带着量子背景去融资，BP还没讲完就被婉拒，“投资人觉得量子太超前，看不懂、等不起”。而现在，头部白马机构很多都设立了专人跟踪量子赛道，业内知名的技术大牛几乎都被不同机构邀请过出来创业。“从避之不及到争相邀请，这个转变很真实。”他说。

在这场各地竞相布局的浪潮中，“量子第一城”合肥的再度加码尤为引人注目。作为全国量子科技的策源地，合肥此次通过旗下国资平台出资1亿元参与中电信量子基金，并非首次出手。此前，合肥在总规模10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中，便已明确专项支持量子等未来产业落地。而在产业层面，合肥的三大量子龙头均已走在行业前列：国盾量子2020年率先登陆科创板，成为“量子通信第一股”；国仪量子于今年5月11日顺利通过科创板IPO审核，距离上市仅一步之遥，有望加冕“量子精密测量第一股”；本源量子则于同月发布了第四代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

此次参与央企主导的15亿级基金，正是合肥在既有产业和资本基础上的又一次主动加码，意在进一步巩固其量子第一城的核心地位。截至2026年初，合肥全市量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已近90家，位居全国首位，初步构建了从基础研究、核心技术攻关到工程化、产业化的完整生态链。

跨区域招引：打破“马太效应”还是另一场困境？

然而，另一个正在加速崛起的力量同样不可忽视。今年3月，四川省成果转化投资引导基金联合社会资本成立10亿元量子科技子基金，面向全国公开遴选管理机构，明确要求储备落户四川项目不低于5个，其中省域外招引项目数量或金额占比不低于50%。4月下旬，四川产业基金与成都市锦江区属国企共同发起设立的四川振兴兴锦量子股权投资基金正式投入运营，规模同为10亿元。该基金首月即完成对上海图灵智算量子科技、深圳量旋科技数亿元的投资交割，并明确推动被投企业在成都锦江区落地。

两个10亿级基金接连落地，且均将省外招引作为硬性指标，显示出四川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了全国的量子资源。

为什么四川如此急于“走出去”？这与量子产业的特殊性直接相关。自“十五五”规划将量子产业列为未来产业后，地方国资平台的关注度急剧升温。据《科创板日报》报道，有产业人士表示，量子领域核心人才高度集中于合肥、北京、上海等少数几个科研重镇，任何一个省份想在量子产业上形成集聚，都必须跨区域去对接团队和项目。因此，四川的做法是“基金先行”——先设立专业基金、明确省外招引指标、备好资金，为后续的跨区域项目引进铺路。

高政扬对此表示，随着更多产业资本、科研机构和地方创新平台参与其中，资本的加速涌入不仅为企业提供了研发资金支持，更推动了产业链上下游资源的整合，促进技术成果的加速落地。

四川的做法并非孤例。今年3月底，湖北省级量子产业基金也正式落地，目标规模2亿元；武汉此前已落地光谷芯光量子科技投资基金首期1亿元，以及湖北省首只量子概念验证基金，构建起从早期孵化到产业投资的完整链条。各地政府主导的量子基金密集设立，资金端的热度正在迅速累积。而资金端的热浪，也正在传导至项目端。一家湖北量子初创企业的负责人告诉媒体，最近几个月，四川、河南等地的政府招商和国资团队频繁提出想来公司参观交流，“态度特别积极，问得非常细，从技术路线到团队背景再到产业化时间表，恨不得把家底问个遍”。他坦言，团队现在有些紧张，担心核心骨干被对方用优厚的落地政策挖走。

周迪对此有着更为深刻和审慎的观察。他指出，各地政府密集设立量子产业基金，并设置“省外招引项目数量或金额占比不低于50%”的硬性指标，这种“基金先行、跨区域招引”策略在量子人才与核心企业高度集中于合肥、北京等少数科研重镇的背景下，短期内确实能一定程度上打破资源集聚的“马太效应”，吸引部分优质项目和团队外流，带动区域产业起步。但从长期来看效果可能有限。

“量子产业高度依赖科研基础设施、人才集群和产业链协同，这些都不是短期资金投入就能快速复制的。”周迪强调，外地资本高强度招引可能导致“项目迁移容易、生态培育难”的困境。

对于合肥这样的量子产业“策源地”，面对外地资本的竞争，他提出了系统的应对思路：一方面设立更大规模、更长周期的量子专项基金（如合肥已规划的百亿元未来产业基金，存续期最长达20年，风险容忍度最高达80%），重点投向早期硬科技项目，同时联动高校院所设立“科研+产业”双轮驱动基金，锁定核心技术团队；另一方面强化政策创新，比如提供“量子专项政策资金+场地+应用场景”的一站式支持，建立量子科技成果转化“绿色通道”，对本地企业给予税收、人才等方面的差异化优惠，同时打造“量子大道”等产业集群，形成“基础研究-技术突破-产业转化-生态构建”的完整链条，让核心团队在本地发展更具优势，避免被稀释或外流。他还建议合肥联合长三角地区设立量子产业协同基金，通过“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既保持自身核心地位，又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形成良性竞争格局。

现在，中电信量子产业创业投资基金以15亿元体量和央地协同架构加入这一序列，为早期量子项目提供了充裕的“国家队”资金，给量子产业的火又加了一把“柴”。这场由央企和地方国资联手发起的量子产业投资，不仅关乎资金的体量，更关乎中国量子科技产业化的真实节奏和最终格局。正如胡双所言，这只15亿量子产业创业投资基金的成功运作，将极大影响中国量子通信产业商业化的真实节奏与最终格局。量子赛道的竞赛已经进入全新的阶段，而中国，正在以自己的节奏重新定义这条赛道的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