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危机多发、全球局势复杂变幻，人类前路何去何从，已成为时代深度议题。近日，中信出版集团推出邵春堡博士“未来系列”第三部《未来社会：文明演进、秩序重构、组织革新》。全书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根本遵循，立足技术革命与全球化带来的深层变革，从文明演进、秩序重构、组织革新三大维度，系统研判未来社会演进大势，于时代变局的不确定性中，探寻人类发展的确定性方向。

本书由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政府管理学院一级教授王浦劬作序。他在序中指出，在科技迭代加速、社会格局深刻变动的当下，作者跳出时空局限，把思考投向人类社会长远进程，为化解各类全球性难题，提供了学理支撑与现实路径参考。

在文明演进层面，本书倡导多元文明平等相待、彼此尊重、交流互鉴。本书强调在坚守文明特质的基础上，通过多重维度萃取凝练，推动不同文化交融共生，凝聚形成“共、衡、创、道”的价值共识，为全球共同利益与集体行动筑牢思想、文化与伦理根基。以此纾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文化隔阂与理念冲突，培育平等、包容、互学互鉴的文明生态，从物质发展与精神涵养两方面，持续推动人类文明整体进阶。

在秩序重构层面，本书既看重时代大势对秩序迭代的塑造力量，聚焦人工智能变革浪潮、人类生存性矛盾上升、不同社会制度交融互鉴三大趋势，阐释旧格局消解、新秩序生长的内在必然；也重视人类社会的主动作为与理性抉择。书中系统提出构建人机协同现代治理体系、科技引领高质量发展经济体系、人类共同安全防护体系、包容普惠全球治理协同体系。

在组织革新层面，全书坚守国家主权原则，正视全球化、数智化浪潮对传统组织边界的冲刷与重塑。顺应虚拟网络组织蓬勃生长、全球组织流动变革、主权国家与全球机构共生并存的新态势，依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普及的时代条件，跳出大国博弈主导的传统组织惯性，突破“中心—边缘”失衡结构，摒弃霸权思维与单边行径。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前提下，因时而变、顺势革新，推动主权国家、国际机构与全球治理组织协同升级，从组织架构上护航人类命运与共、文明共同发展与世界长久和平。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燕继荣等专家认为，《未来社会》直击当代国际关系症结与全球治理现实痛点，兼具思想深度、宏阔视野与前瞻格局，为认知变局、读懂未来搭建了全新分析框架。作者突破西方固有知识范式束缚，以新的学术架构展开跨学科阐释，是一部洞察世界转型、研判人类未来的著作。

以下系作者“未来系列”第三部《未来社会》自序

秩序重构与全球协同的智序时代

邵春堡

《未来社会》是“未来系列”的第三部。前两部《未来引擎》《未来发展》着重讨论科技革命和数智经济，反映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本书探讨经济基础变动之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组织架构将走向何方。前者论“物”，后者论“人”。

居里夫人在获得诺贝尔奖的感言中曾表示：“科学是伟大而美丽的，它那伟大的精神力量将最终洗涤世上的一切邪恶、无知、贫困、疾病、战争和痛苦。”这段话提醒我们，技术和经济之上必须有一套文化与制度，才能把技术和经济引向正途；否则，再先进的技术也会滑向武器、特权和掠夺。今日之世界，物质财富前所未有地丰裕，而分配失衡、精神贫瘠、生态告急、治理碎片化同时加剧，原因正在于“物”跑在了“人”前面。

人类社会的世纪困境

研究社会要紧紧围绕作为主体的人，深刻认识“拟人社会”的核心部分。

一是“思想观念层”，如同人的头脑，决定社会的计划、价值取向，承担思想、文化、精神功能。

二是“组织结构层”，如同人的身体器官，形成社会的内外结构与有机联系，承担组织、协调、配合功能。

三是“行为秩序层”，如同人的四肢，保障人群行为有序，承担规范、制度、秩序的制定与执行功能。

思想文化、行为规则、组织结构这三部分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三者有机联动，方能带动未来社会的全面建设。

以人为主体的未来社会，要从认识长期滞后于科技和经济的突出矛盾开始，致力于思想文化、制度秩序与组织管理的发展。

一是物质与精神发展失衡。科技提升生产力，创造财富，改善物质生活，但人类未能公平支配这些成果。地区发展不平衡又加剧了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物质世界的发展已远超社会建设步伐，导致精神世界滞后。个体幸福感、社会关系和谐度、文化传承创新等非物质要素，在物质至上的衡量标准下常被忽视。高度工业化城市的经济指标虽持续增长，居民却普遍面临精神压力增大、人际关系疏离、文化根基消解等问题。文化霸权主义不仅强化了文明冲突，更违背全球化内在要求，人为制造观念隔阂。究其根本，并非物质发展太快，而是社会发展滞后。

二是发展与生存的悖论。地球环境、资源、生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无价基础。人类本应保护地球，珍惜资源，有节制地开发，并加强对自然灾害的研究与防范。然而，资源争夺中的过度开发加剧了自然风险，反噬人类社会。科技与经济的成果，往往率先大量投入军事与战争，造成生命牺牲、社会分裂和生产破坏。关乎人类共同福祉的疾病医疗、高效生产、防灾技术等研究，却因制度对立、意识形态冲突、国家壁垒及市场逐利，无法共享合作，形成“有效药物”与“痛苦病患”隔绝，导致令人痛心的荒诞局面。

三是自然有序与人类失序的冲突。地球、生态、资源依自然规律运行，本用不着拯救，人类只应考虑如何拯救自己。它们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它们作为人类生存条件却被过度开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生物链断裂，威胁当代人的健康与后代资源。更严峻的是，人类创造的核武器、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若失控可能成为独立于人类意志的“次生威胁”，成为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并危害人类。这都源于人类社会秩序的混乱与治理失效。纵览数千年文明史，人类内斗不止、协调低效的状况依然显著。如对《巴黎协定》执行不力，有的大国签约又退约，暴露了应对共同威胁时治理秩序的脆弱。社会发展既违背自然规律，也违背社会规律，还在不断地承受规律的惩罚。

研究未来社会，核心是要使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社会制度适应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契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实现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必然性的结合。以地球家园问题为例，既要认识其产生、发展与消亡的客观规律，发挥人的能动性，避免人为缩短其宜居期，也要在建立良好社会秩序、保护地球的同时，探索地外文明，延续人类文明。面对客观威胁与潜在的“次生风险”，人类须再次觉醒，实现“作用物质”与“作用人”的统一，推动人类社会与物质世界协调发展。

塑造未来的客观力量

现实社会的诸多问题和矛盾，在于过度运用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对客观规律的认知不足。未来社会的关键，需要注重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有3个相互关联、根植于时代深层结构的趋势正在塑造未来，具有强大的客观必然性。

人工智能的颠覆性浪潮

人工智能正在实时改写人类的生存方式，改变我们学习、工作和交流的形态，甚至改变我们信任的根基，这种力量源于技术内在逻辑、经济效率驱动、现实需求牵引，不以人的“喜好”或“担忧”为转移。

从技术逻辑看，信息技术演进遵循指数级规律，计算能力增长、学习算法优化与全球数据量爆发，共同构成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且技术迭代具有自增强特性，更强的人工智能可处理更多数据，优化算法，进而推动硬件与架构创新，这种动力链一旦启动，便具有强大惯性。当前人工智能正处于创新爆发期，差异化、原创性探索不断涌现，从支持交互式知识整合的人工智能搜索引擎，到变革创意工作的生成式系统，再到重塑工业流程的智能自动化，新技术每天都在突破。

从经济驱动看，人工智能作为通用目的技术，能显著提升几乎所有行业的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优化决策，创造新产品与服务。在全球竞争中，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国家追求经济竞争力与国家安全，应用人工智能提升生产力已成为必然选择，拒绝人工智能便意味着在效率竞赛中被淘汰。

从现实需求看，人类面临的精准医疗、气候建模、新材料研发等复杂挑战，远超传统方法的处理能力，而人工智能在海量数据处理、复杂模式识别、模拟预测等方面的优势，使其成为应对这些挑战的核心工具，社会发展需求本身就在推动人工智能应用。

可见，人工智能的发展势头源于技术可扩展性与经济社会需求，人工智能已成为重塑秩序的力量。我们能影响的是其发展速度、方向与应用伦理，却无法阻止其成为塑造未来的核心力量。

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构性转化

当前人类社会的核心矛盾，正从内部争夺转向共同生存威胁，这是客观环境剧变的必然结果。

一是全球化的深度绑定。经济、信息、人员的全球流动，将各国连接成“地球村”，局部风险，诸如疫情、金融危机、供应链中断等，每项都可迅速演变为全球性危机，如此风险具备不可分割性。通信网络的连接对象将从90亿人扩展到9000亿智能体，实现移动互联网至智能体互联网的跃迁。

二是科技“双刃剑”效应的指数级放大。核武器、基因编辑、高级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破坏力远超以往，其失控风险，如核冬天、基因污染、超级智能失控，不受国界限制，后果需由全人类共同承担。

三是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临界点。地球是复杂的生命支持系统，工业化以来人类活动已改变大气成分、生物多样性、化学循环等关键过程，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海洋酸化等危机具有全球性与系统性，且存在不可逆的临界点，突破临界点将对全人类造成灾难性影响。现在的气候危机迅速恶化，世卫组织警告，每年在欧洲有17.5万人死于与高温有关的原因，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远大于传统国家间冲突和战争带来的危害。

四是传统矛盾解决方式的失效。历史上通过战争、强权争夺资源与影响力的“零和博弈”思维，在核毁灭风险与生态崩溃面前完全失效，军事手段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导致共同毁灭。

全球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技术蕴含的毁灭性潜力、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脆弱性，共同将人类的核心威胁从“谁分得更多蛋糕”转向“如何保住共同的蛋糕”，即人类的生存基础。这种转化是客观现实驱动的必然结果，即便部分势力仍沉迷于旧式地缘政治博弈，生存性挑战的优先级也已远超其他矛盾。

不同社会制度的趋同与融合

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具有趋同的现象和融合的趋势。这是效率需求与生存压力下的适应性进化，不以意识形态偏好为转移。

从意识形态看，冷战时期国际社会形成尖锐对立的左右倾向，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阵营主张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阵营主张资本主义和主权主义；到苏联解体后，国际上原本对立的阵营在各自内部分别出现“左”和“右”的派别，开始部分地接受对方的思想意识、政策制度和重要举措，以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趋同论”的争辩；再到全球化加速的21世纪初，各种思想文化扩大了联系的广度和深度，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同时移民又融入了各自的思想文化，尽管仍有人利用意识形态结盟，实现其政治经济的企图，但世界意识形态界限变得更加模糊，称谓上更多以东方西方、全球南方北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地域或经济体发展程度的名称，来逐渐淡化和取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等分明的意识形态名词。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成曾表示，“东升西降”不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也不是冷战时期的东西之分，而且“东升”和“西降”没有因果关系，“东”不仅是指中国，现在大多都讲“全球南方”，以前更多是说“新兴经济体”，新加坡学者马凯硕就说了一个概念CIA，专门指中国、印度、东盟，在过去的这些年，它们的中产阶级，已经占到全球的40%左右。

从全球化竞争看，在资本、技术、人才、信息自由流动的全球经济中，不同制度的国家处于同一竞争场域。实践证明，纯粹的计划经济或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均存在显著弊端，因此各类体系都在吸收借鉴其他体系的有效元素，资本主义国家引入社会福利、宏观政策与监管，以维护稳定公平，社会主义国家引入市场机制与现代企业制度以提升效率活力。

从共同挑战应对看，面对生存性危机，单一国家无力独自解决，有效的全球治理需要形成共识、规则协调、标准统一、组织保障、机制健全，这将推动不同国家在环保标准、金融监管、网络安全、公共卫生等领域走向文化认同、组织协调与规则融合。

从科技同质化影响看，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生产力，对数据、网络、算法、效率的依赖，使其对各类文明的组织形态、管理方式、治理模式提出了相似要求，无论何种文化与制度，想要有效应用这些技术，都须建立适配的数据治理体系、创新激励机制与风险管控框架，自然会导致操作层面的趋同。

从“后稀缺社会”潜力看，科技驱动的生产力飞跃，理论上可能推动物质相对丰裕。若基本生存需求得到广泛满足，社会关注点或转向生活质量、自我实现、环境保护与社会公平，弱化因物质稀缺引发的文明冲突、阶级斗争与恶性竞争，为社会融合创造共同空间。

需要明确的是，这种趋同与融合并非走向“单一模式”，而是在保留各自核心特征与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在工具、规则、政策层面广泛学习、借鉴与协调，是社会系统应对外部压力与内部效率需求的客观选择。

上述三大趋势相互关联，彼此强化。人工智能既是新生产力，也可能引发新风险，既影响主要矛盾转化，也推动治理模式变革与融合；生存性挑战的压力加速了人工智能在解决方案中的应用与制度协同需求；而社会融合的深度与广度，则直接决定着全球合作应对挑战、驾驭人工智能的效能。因此，这三大趋势并非主观臆断或短暂潮流，而是根植于当下的科技、经济、生态与全球化结构的客观力量。认识并顺应这些趋势，是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此外，孕育这些客观趋势有两个“元动力”，已反映在这些趋势的底层逻辑中：一是科技的指数级加速及其引发的复杂系统性效应，二是人类活动超越地球承载力引发的生存危机与文明反思。这两个基础动因，使三大趋势成为塑造未来社会的核心力量。忽视人工智能革命的制度设计，将失去驾驭未来的能力；不直面生存性矛盾的制度安排，将在危机中崩溃；抗拒社会融合的体系，将在效率与协作竞争中落伍，削弱应对共同挑战的能力。这些趋势并非凭空设想，而是受制于客观条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文明、秩序与组织的重塑

重塑未来社会的三大核心支柱在于：文明演进、秩序重构、组织革新，三者不止于渐进改良，其本身就蕴含着强烈的革命性。原因就在于，现实社会撕裂风险加剧，文明、秩序、组织存在惰性，作用于物的发展与作用于人的发展反差巨大，若无强力改造，人类可能面临更大和更紧迫的风险。因此，未来社会建设须以必要的力度、速度与深度，进行一场深刻而发奋的重塑。

在多元与融合并举中推动文明演进

文明演进有赖于一场深刻的认知革命，以此重新设计文明形态，驱动人类文明实现跃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要在平等对待多元文明的基础上，强力推进文明交融。首先，系统梳理各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地域、领域的发展状况，将其作为整合人类文明的“宝藏”，认识各文明特征，承认其贡献。其次，做好提炼共同价值的实验、工具、原则和方法等基础工作。最后，分三次进行文明价值的提炼：一是分别从历史、地域、内容维度，提炼人类文明的重要价值；二是结合世界发展不平衡的特征，提炼适配不同发展阶段国家与地区的文明价值，包括基础层的生存保障、发展层的尊严维护、超越层的精神自由，对一个主体而言，这三个层面既并存又分主次；三是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价值，凝聚人类文明的最大公约数，形成“共、衡、创、道”的关键价值。这是超越文明差异，且具人类共性的崭新价值表达，其中，“共”是超越零和博弈的生存之道，“衡”是对抗极端的稳定器，“创”是应对未知的进化力，“道”是凝聚分歧的精神根基。这组价值观内含因果循环、平衡法则、天人和谐、天下为公、知行合一等跨越文明与发展阶段的核心理念。

文明融合不否定多元文明的发展，而是在整合文明的基础上提升各文明的发展水准，形成多元文明与文明融合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按客观规律重构秩序

秩序重构是一项全局性、根本性的制度再造工程，不是在维护旧秩序的同时修修补补，也非左右倾向的微调，而是以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不可逆转的趋势驱动重构。一是顺应人工智能潮流，构建人机协同的治理制度框架，重塑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与人类存在方式，引导人工智能有序融入社会治理，确保技术服务于人；二是对应主要矛盾转化，构建人类共同安全体系，聚焦全球核心安全议题；三是适应制度融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下，探索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架构；四是迎接“后稀缺社会”，构建科技驱动的经济制度，推动生产要素数智化配置，并创新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财税与分配制度。

秩序的本质是共同信念的具象化，其核心价值须通过“社会性契约”深入人心，内化为个体与组织的自觉准则，最终实现制度目标性与工具性的辩证统一。

构建共同体以实现组织革新

组织革新须彻底摆脱历史上“宗主国—附属国”等“中心—边缘”的权力结构，直面全球化与科技革命对国家边界、利益诉求的挑战，正视生态危机、技术风险频发、国际秩序失效、全球治理碎片化的严峻现实。我们须站立于人类命运与共的大局，突破传统组织思维，借助智能网联技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织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空想，历史上曾有自然共同体、传统共同体乃至虚幻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迈向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经阶段，在人工智能创造物质丰裕的基础上，组织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类素质，为更高的社会形态积累物质与精神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日益成为共识，而愈益迫近的全球性威胁，也在迫使人类走向团结。实现全球组织架构的历史性跃升，需要全人类的普遍觉醒、现有全球治理组织的深刻变革，以及各国政治领袖的智慧与勇气。

未来社会的构建，是文化奠基、制度塑形、组织保障三个维度支撑的渐进工程。始于文化先行，通过全球交流互鉴凝聚普遍的价值共识；再到制度转化，将共识固化为可操作的法规与秩序；最终实现组织保障，整合全球资源，建立捍卫人类共同文明的组织架构。其目标是建成兼爱包容的文化共同体、和而有序的制度共同体、统而共生的组织共同体，三者交融共生，托举人类文明迈向和平、安全、繁荣、共享的未来。

本书试图以跨学科的多维视角梳理这一进程的底层逻辑，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发展学、历史学、未来学等在此交汇，难免存在疏漏，敬请读者指正，并愿与所有关心人类命运的人继续打磨这一未竟之稿。

（邵春堡系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该文系作者“未来系列”著作第三部《未来社会》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