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报 闻育旻 王棕宝

4月24日，国家航天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商业航天标准体系（1.0版）》（以下简称《标准体系1.0版》）。据介绍，该体系围绕商业航天“箭、星、场、用、治”总体布局、全产业链创新、发展模式变革和产业生态打造，遵循“全链条、全领域、模块化、可重构”思路，系统构建覆盖行业治理、研发制造、发射和测运控、空间应用服务、基础共性、设施设备等六个领域的标准体系，涵盖各级各类适用标准。

和君咨询资深合伙人、科技军工事业部总经理、和系企业格瀚德咨询董事长张光辉在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写入国家未来五年重点任务，商业航天不仅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也首次被定位为新兴支柱产业。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构建一个规范、高效、安全、开放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而从国家相关部委层面，有义务引领好、规范好商业航天产业的健康发展。

原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科技委常委、中国国防科技工业文化交流协会时空信息文教发展委员会会长倪金生博士也认为，我国商业航天已从“技术验证期”跨入了“规模化、产业化、国际化”的新阶段。《标准体系1.0版》发布的意义在于为商业航天大规模、高可靠、低成本发展提供了“通用语言”和“安全底座”。有了它，上下游企业可以更高效地协同，资本市场也有了明确的技术参考线。可以说，标准体系是“十五五”时期商业航天从“百箭千星”走向“万星组网、全球服务”的关键基础设施。

近3万亿市场待规范

谈到我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现状，张光辉认为，商业航天已从政策破冰期进入快速成长期。他指出，过去的二十年，是中国商业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二十年。数百家覆盖了“箭、星、场、用、治”全产业链的企业大量涌现，各企业自成一派的技术路线和生产标准，带来诸如火箭公司与卫星公司之间的接口不匹配、上游零部件厂商与下游总装厂之间的规格不统一等严重问题，这种“语言不通”的状况，极大地推高了产业链的协作成本，阻碍了技术创新的规模化应用，也使得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难以保证，使得我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效率不高。

倪金生对中国工业报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指出，过去几年，从卫星设计制造到发射服务，再到遥感、通信、导航等应用，大量民营、混合所有制企业深度参与，星箭产能迅速提升。但随之而来的，是接口不统一、数据格式各异、安全要求模糊、在轨管理缺乏协同等现实痛点。标准缺失，已经开始制约产业链的协同效率和国际化竞争力。

联储证券研究院副院长沈夏宜对中国工业报强调，商业航天产业规模已到临界点。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市场规模达2.83万亿元，企业超600家，商业发射50次占全国总发射的54%，高速扩张引发的标准不统一、接口不兼容、协同成本高等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新航天星空实验室主任、空间技术专家、高级航天工程师张传军对中国工业报表示，我国商业航天起步至今已整整十年，但长期以来处于“杂乱无序无章”的状态。国家主管部门也清醒地看到了这种“野蛮生长”带来的问题。因此，发布标准体系是为了总结十年来的经验教训，让行业从无序走向有序，从经验驱动走向规则驱动。

国际竞争力压力巨大

“此时出台《标准体系1.0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面临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张光辉谈到，美国SpaceX通过标准化设计，将Starlink卫星单星成本降低了90%，发射成本降至2000-3000美元每公斤，未来目标是100美元每公斤。中国要在全球商业航天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必须通过标准化实现降本增效。

张光辉指出，国家层面早已洞察到这一点，从2025年11月国家航天局印发《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安全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年）》，到此后专门设立商业航天以实现集中统筹管理，再到此次《标准体系1.0版》的发布，一系列动作环环相扣，展现了国家通过“管战略、管规划、管政策、管标准、管安全”的五管策略引导和规范商业航天发展的态度。

在资本市场上，国家也给出更大的支持。比如2025年6月，中国证监会在重启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可以亏损上市）时候，特意将商业航天纳入第五套上市标准的适用范围。

倪金生博士指出，此次《标准体系1.0版》发布，至少有三大驱动力：一是国家战略需求——“新质生产力”写入中央决策，商业航天是典型代表；二是行业自身发展瓶颈——比如遥感卫星数据处理，不同厂商的卫星数据格式、坐标系、定标模型千差万别，用户集成使用时成本极高；三是国际竞争与规则博弈——SpaceX、OneWeb等已形成事实上的技术生态，我们必须加快形成自己的标准话语权。张传军同样表示，国际航天竞争的激烈态势正在倒逼中国加快步伐。

标准不落地难谈规模发展

谈及目前商业航天标准体系中最亟需的环节，张光辉认为，制定关键共性基础标准应该是行业的燃眉之急，比如物理接口标准、信息接口标准、通用元器件标准、软件与数据标准等。

沈夏宜则认为，当前最亟需解决两大核心环节问题：一是关键共性基础标准，解决产业链“语言不通”问题；二是全链条安全监管标准，聚焦空间碎片减缓、在轨避碰、发射安全等突出问题，明确准入门槛与责任边界，填补监管空白，防范系统性风险。他指出，基础标准打通协同堵点，安全标准筑牢发展底线，两者共同支撑商业航天从“野蛮生长”向规范发展转型。

倪金生认为，从他个人三十多年遥感卫星数据处理和空间信息应用的经验来看，当前最亟需解决，也最薄弱的环节是“星地接口与数据互操作标准”。具体来说，包括：星上数据格式与压缩标准不统一、可追溯的定标体系，不同来源的遥感数据难以融合分析，严重影响定量化应用；测控与数传接口缺乏标准协议会导致调度混乱、冲突频发。此外，安全与合规标准也刻不容缓，比如对地观测数据的敏感区域脱敏、星上加密传输等。这些标准不落地，商业航天就谈不上规模化发展。

张传军认为，从当前商业航天发展的痛点看，最亟需解决的标准环节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也是最核心的环节是元器件的通用标准；第二是发射场及发射塔架的标准；第三是空间碎片的管理标准；第四是数据链标准。

构建刚柔并济商业航天管理体系

“《标准体系1.0版》明确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是商业航天行业治理的核心命题。”张光辉谈到，如何在鼓励创新、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守住安全底线，防止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考验着监管者的智慧。他认为，“应从顶层设计、监管创新和风险分担三个维度，构建一套刚柔并济的管理体系。”

首先，安全监管必须进行系统性的顶层设计。安全监管将嵌入到科研、生产、试验、发射、测控、运维等产业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形成一个职责清晰、分工明确、措施有效、长期管用的基础性安全监管体系，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监管体系。

其次，对于商业航天这一技术密集、创新活跃的新兴产业，传统的、一刀切式的刚性监管模式可能并不适用。为了给创新留下充足空间，监管手段必须与时俱进，比如推行“沙盒监管”机制是值得摸索的。

最后，商业航天的高风险不仅体现在安全上，也体现在商业回报的不确定性上。建立一个多层次的风险分担与补偿体系，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经济杠杆。

倪金生同样认为，安全不是发展的刹车，而是发展的导航；统筹的关键在于“标准先行、技术内生、分级分类管理”。

第一，标准先行。在《标准体系1.0版》中，应该把安全要求嵌入每一个技术环节，而不是事后打补丁。

第二，技术内生。不能靠“围墙式”的安全，而要发展自主可控的安全技术。

第三，分级分类管理。低分辨率遥感、公开通信频段可以相对宽松；涉及高分辨率对地观测、星间链路、军民两用技术的，就要有更严格的标准和准入机制。同时要明确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安全能力认证”体系。

“安全与发展是‘一体两面’。”倪金生指出，标准体系做得越科学、越前端，商业航天反而越能放手去创新、去竞争。

联储证券研究院研究员杜彤彤对中国工业报表示，统筹安全与发展需构建“标准先行、监管协同、企业主责”的三维体系。首先，以标准划定安全底线，在行业治理领域建立市场准入、安全技术与监管、太空环境治理等强制性标准，明确发射、测控、在轨运行各环节安全阈值。其次，强化央地企三级协同监管，落实“三管三必须”原则，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全链条安全追溯机制。最后，将安全要求嵌入研发制造全流程，通过模块化设计、智能测试验证等技术手段，实现安全与效率的动态平衡。

张传军认为，“统筹安全与发展”被放在标准体系的第一条，足见其重要性。在他看来，这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需要从理念、制度、语言三个层面去真正落实：

首先，制定标准本身就是一种统筹。没有标准，安全就无从谈起。

其次，标准文本必须“接地气”，让外行人也能看懂。这样他们也可以“按图索骥”地进入航天领域。

最后，统筹的要义在于“引进来、管得住”。一边要敞开大门，欢迎各行各业有盈利模式的主体加入；另一边要守住安全底线。只有大量“懂业务、能赚钱”的外部力量涌入，商业航天才能真正活起来；而安全标准则是确保他们不会“乱来”的护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