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报 王珊珊 王棕宝
三次递表之后,成都国星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星宇航”)终于走到港股IPO发行前最后阶段。港交所披露易信息显示,公司已通过主板上市聆讯,独家保荐人为国泰君安国际。若后续流程顺利,这家来自四川成都的商业航天企业有望成为港股市场“太空AI第一股”。
据媒体报道,国星宇航曾于2025年1月首次递交招股书,同年8月更新申报材料,2026年5月第三次提交上市申请,历时近6个月最终通过聆讯。按照港股IPO常规节奏,在市场环境平稳的前提下,企业通过聆讯后通常会在2至3周内推进路演、招股并完成挂牌,国星宇航或将在2026年11月中下旬登陆港交所主板。公司拟全球发售30,121,000股H股,香港公开发售占10%,国际发售占90%,最高发售价为每股33.20港元。
Pre-IPO估值115.54亿元
国星宇航成立于2018年,核心业务覆盖AI卫星研制、在轨测运控及星基解决方案,是国内较早布局星上AI计算与太空智算赛道的商业航天企业。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执行董事陆川为1983年出生,本科与硕士阶段就读于电子科技大学,拥有近20年人工智能、航天及通信工程领域研究经验,创业前曾在电子科技大学任职。2019年,陆川联合电子科技大学发起成立国内首个AI卫星科研机构——电子科技大学卫星产业技术研究院,并担任院长。
自成立以来,国星宇航累计完成至少8轮融资。2026年4月,即第三次递表前夕,公司完成规模35.5亿元的Pre-IPO轮融资,投后估值达到115.54亿元,为国内商业航天卫星赛道近年规模最大的单笔私募融资之一。
据招股书显示,2023年至2026年前六个月,国星宇航营业收入分别为5.08亿元、5.53亿元、7.03亿元和2.26亿元;同期净亏损分别为1.39亿元、1.77亿元、2.56亿元和1.51亿元,2023年至2025年累计亏损超5.7亿元,三年公司整体毛利率分别14.0%、38.0%、20.4%,2025年较上年下滑17.6个百分点。公司解释,亏损主要源于业务处于爬坡阶段,卫星研制与星座建设前期投入大,研发开支持续高企;2023年至2025年研发开支分别为5348万元、1.42亿元、1.52亿元,累计投入超3.4亿元。
收入结构的变化更值得关注。据招股书显示,其星基解决方案长期为收入主力,2025年贡献收入4.44亿元,占比63.2%;卫星及相关服务收入则从2023年仅占总收入0.6%,升至2025年的36.5%,2026年上半年进一步达到57.7%,卫星业务已成为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硬件销售正式成为国星宇航第一收入支柱。
据招股书,订单层面,截至2026年10月20日,国星宇航持有114颗待交付AI卫星订单,合约总值34.75亿元。2026年10月14日,公司刚通过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将8颗星算卫星送入轨道,持续推进“星算计划”星座组网。按照规划,“星算计划”最终将部署2800颗AI智算卫星,主打星上直接运行大模型,构建天基原生算力网络,突破传统遥感卫星星地回传的带宽瓶颈。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按2025年收入计算,国星宇航在覆盖卫星全价值链的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中排名第二(备注:长光卫星排名第一)。
但这笔订单能否支撑商业化,联储证券研究院研究员魏然对中国工业报表示,在前五大客户收入占比91%、应收周转约611天、复购率偏低的前提下,114颗卫星、34.75亿元待交付订单“仅可带来阶段性收入、对商业化形成一定佐证,尚未验证稳定可持续的商业化闭环”。大额订单证明产品得到客户认可,但极高客户集中、超长回款周期、弱复购,意味着现金流和业绩稳定性偏弱,一旦客户需求、验收节奏发生变化,订单兑现存在扰动风险。
中国企业联合会资委会委员、高级经济师董鹏对中国工业报判断:待交付订单是潜在收入,不是商业化已经跑通。短期看,只有交付验收才能变成收入,预付款和交付节奏决定现金流;中期看,前五大客户占91%、回款约611天、复购率低,说明议价权弱;长期看,客户多元化和产品标准化带来的复购才决定商业化成色。
知名商业顾问、企业战略专家霍虹屹对中国工业报提醒道,商业化的真正标志,不是订单越来越大,而是企业对持续融资的依赖逐步降低。
量产能力是商业航天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化的重要门槛。传统商业卫星多为定制化小批量生产,单星研制周期长达数月甚至数年,成本高企且交付节奏不稳定。国星宇航本次IPO募资的核心投向,正是位于深圳的卫星设计研发与测试基地。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5.43亿元,计划于2028年投入运营,重点承载卫星设计、总装集成与测试功能。
在此之前,国星宇航已在全国完成四大研制节点布局:成都AIT中心负责卫星总体研发与系统集成,嘉兴测试基地承担太空环境模拟试验,成都崇州增材制造基地实现卫星结构件3D打印量产,台州中心开展卫星设计与验证。通过型谱化卫星平台与柔性产线的技术路径,公司已将卫星设计周期压缩至约三周,整星研制周期缩短至约四个月,初步具备批量交付的工程基础。按照公司规划,深圳基地投产后产能将进一步爬坡,2026年至2028年将分别完成24颗、36颗、60颗卫星研制。
在轨AI的范式诱惑与技术硬约束
“太空AI”是国星宇航区别于传统遥感卫星厂商的核心标签。其本质是将算力节点从地面搬上近地轨道,实现“天数天算”:传统遥感卫星受限于星地带宽瓶颈,单颗卫星每日可下传数据不足采集量的十分之一,且存在数小时至数天的时延;太空AI卫星则自带算力芯片、存储单元与AI推理引擎,可在轨直接完成图像识别、目标检测、变化监测乃至大模型推理,仅将处理后的高价值结果回传地面。国星宇航以自研“灵境引擎”为技术底座,其“星算计划”目标是构建分布式太空算力网络,为自动驾驶、无人机、智能机器人以及行业大模型提供低时延、广覆盖的在轨实时计算服务。公司已完成千问大模型Qwen3的在轨部署验证,实现了全球首次通用大模型星载运行。
成立八年来,国星宇航累计完成15次太空任务,成功发射35颗卫星与6个AI有效载荷,其中自主研制26颗AI智算卫星,AI有效载荷迭代七次,单星算力从最初的5TOPS提升至不少于10POPS,按累计发射AI卫星数量统计位居国内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位。产业资源储备方面,公司取得国际电联3157颗卫星的频率批准,其中2800颗用于“星算计划”,有效期50年;国内层面已获国家发改委核准60颗卫星额度。
但备案数量与在轨现实之间仍有明显距离。
联储证券研究院研究员魏然对中国工业报分析,ITU备案(主要指卫星网络资料申报)属于分阶段考核:第一阶段为申报后7年内实现首星入轨并连续运行90天,国星宇航“星算”01组已成功入轨,该阶段性门槛已顺利跨过;真正硬约束为第二阶段,需在9年内完成申报总量10%、约315颗卫星部署,当前缺口仍较为显著。
董鹏则直言:“频率轨位登记是资源先手,不是星座能力,工程化交付才是真门槛。”他认为部署节点不能靠一次性大干快上,应分期发射,先小规模验证星上算力和星间组网,再滚动扩产;技术瓶颈主要在功耗散热、太空辐射、星间带宽、模型轻量化和地面测控,任何一环不过关都会拖慢节点。披露应给出可验证里程碑、单颗卫星成本和频率延期风险,避免把备案数量当成收入预告。
霍虹屹补充道:太空算力究竟解决了哪些地面算力无法经济、高效解决的问题?“如果只是将地面计算搬到太空,那么高昂的制造、发射和维护成本,很可能削弱其商业竞争力。只有在遥感数据实时处理、低时延在轨决策、特殊环境通信等场景中形成明确优势,天基算力才能真正建立独立的市场价值。”他还提醒,人工智能技术迭代速度远快于卫星设计和服役周期,今天部署的计算架构几年后是否仍具性能和成本竞争力,必须提前考虑。
资本化路径:港股与科创板各归其位
国星宇航通过聆讯,被视为商业航天资本化的重要信号。联储证券研究院副院长沈夏宜对中国工业报表示,这验证了港股对尚未盈利、但具备订单和产业化预期的卫星类航天企业具备上市容纳空间,有望为一级市场打开退出通道,并为后续星座建设提供公开市场融资渠道。港股为未盈利特专科技企业提供上市路径,科创板也已将商业航天纳入支持范围,两地制度持续完善,企业可根据自身发展阶段、融资需求及投资者结构选择上市地。随着资本化推进,市场可能进一步关注卫星制造、卫星互联网、火箭发射、地面设备及卫星应用等产业链环节的估值与融资机会。
在持续亏损、估值115.54亿元的背景下,发行定价与信息披露成为核心关切。沈夏宜认为,传统PE估值不再适用,定价需核心锚定订单兑现能力、资本开支节奏、现金消耗水平以及可比商业航天标的估值区间;信息披露应重点关注114颗AI卫星订单的交付进度与收入转化质量、客户集中度偏高引致的经营风险,以及应收账款回款、经营现金流的真实表现。
霍虹屹则强调,技术价值不等于商业价值,融资估值不等于上市合理定价,订单规模也不等于最终利润。“企业应充分披露估值形成过程、历史融资条款、关联交易、重大客户依赖及未来资金需求,让投资者能够独立判断其商业模式的真实价值。”
董鹏也提出,定价不能把备案卫星数和意向订单当收入,应拆成在轨资产、可交付订单、未来期权三本账,看现金流、单颗卫星盈利和政府客户预算稳定性。
从更长视线看,国星宇航的聆讯通过只是起点。真正决定一家太空AI企业价值的,不是它计划在天上部署多少颗卫星,而是每一颗卫星能够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创造多少经济价值。
针对以上中国工业报致函国星宇航,截至发稿,对方并未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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