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报记者 余娜
中国能源,规模与质量、速度与安全之间的张力,从未如此尖锐。
7月25日,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课题组编撰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中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突破50亿吨标准煤大关,同步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与油气增储上产,建成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超额完成20%目标,能源自给率稳步提升至84%以上。
规模之“大”与转型之“难”,成为当前中国能源最真实的剖面。《报告》提醒,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我国能源发展正进入一个“五期叠加”的关键阶段:安全风险叠加演变期、低碳转型加力推进期、能源创新加速突破期、体制改革深度攻坚期、国际合作调整重塑期。一方面,传统能源的“压舱石”作用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下愈发凸显;另一方面,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在经历跨越式发展后,正步入以“反内卷”和“全面入市”为特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水区,消纳问题成为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以氢能和核能为代表的未来能源,正从蓝图加速走向现实——这一系列深刻变革,最终汇聚成“十五五”时期的能源发展主线。
传统能源的双重角色与转型阵痛
传统能源一边扛起保供重任,一边面临绿色蜕变之痛。它既要守住能源安全的底线,又要让出绿色发展的空间——这种双重角色的撕扯,构成了“十五五”时期最复杂的转型命题。
煤炭作为我国的主体能源,是能源安全保障的“压舱石”“稳定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原煤产量连续跨越41亿吨、45亿吨、47亿吨等台阶。2025年再创历史新高,达到48.5亿吨,比2020年增加约9.5亿吨。五年来,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煤电以32%的装机容量提供了51%的发电量,贡献了约70%的顶峰能力和80%的调节能力。
2026年以来,受委内瑞拉危机、美以伊冲突等地缘形势影响,全球油气供应不确定性攀升、价格波动加剧,各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能源保供压力。在此背景下,煤炭凭借成本低、供应稳定、产业链可控的核心优势,兜底保障价值得到全方位发挥,有效对冲了国际油气市场动荡带来的风险。2026年一季度,原煤生产在去年同期较高基数基础上保持平稳,规上工业原煤产量同比增长0.1%,有效对冲了外部风险。
煤炭也是碳排放的“主阵地”。《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首次明确提出到2030年“煤炭消费达峰”——这并非简单的“去煤化”,而是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规划对煤电的定位作出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调整:从“基础保障性电源”转为“支撑调节性电源”,意味着正常工况下煤电须主动让位于新能源,极端条件下则仍须“顶得上”。煤电低碳化改造同步提速,生物质掺烧、绿氨掺烧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三条技术路线全面铺开,要求改造后煤电机组具备掺烧10%以上生物质燃料的能力。
油气增储上产持续推进,消费结构呈现明显分化。“十四五”时期,原油产量连续四年站稳2亿吨台阶,天然气产量连续九年每年增产超百亿立方米,2025年油气产量当量超4.2亿吨,创历史新高。然而,2025年原油进口总量达5.78亿吨,对外依存度高达72.7%,这一数字在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令人警醒。天然气进口来源国已扩大至超30个,四大进口通道基本夯实。
消费端的分化同样深刻。成品油消费自2024年起进入下降通道,2025年为3.78亿吨,同比下降3%,其中汽油、柴油分别下降2.4%和4.4%;化工用油则逆势增长8.8%,石油正加速从“燃料型”转向“原料型”。天然气在补位煤炭退出、支撑新型电力系统中扮演关键角色,正从“过渡能源”转变为与可再生能源互补的长期能源支柱。从消费结构看,工业和发电用气快速增长,交通用气支撑城燃用气快速增长,化肥化工用气需求保持稳定,“煤改气”需求加速释放。
风光“大跃进”后的消纳阵痛与制度重构
“十四五”期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越火电,五年间跨越13个亿级台阶。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陆上风电投资同比增长近50%,新型储能、氢能投资实现翻番。然而,规模狂飙之后,消纳矛盾集中爆发。
“反内卷”与“全面入市”双轮驱动,风电光伏进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阶段。“十四五”期间,我国风电光伏产业发展迅猛。来自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从制造端看,硅料、硅片、电池、组件产能分别是“十三五”期末的7.6倍、6.3倍、7.0倍、4.5倍,全球占比分别达96%、96.2%、91.3%和80.1%;风电机组、叶片、发电机、齿轮箱产能分别占全球市场的60%、64%、73%、80%,稳居全球第一光伏制造及风电装备制造大国。但在规模突飞猛进、技术迭代升级、效率不断刷新的同时,风电光伏产业也面临着低价无序竞争、政策依赖性强等问题。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行业从“价格比拼”转向“价值竞争”。2024年7月,中央提出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后,光伏、风电行业率先行动,从“防止”到“整治”,从“行业自律”到“强化监管”,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5年底,多晶硅、硅片价格分别达到53.86元/千克、1.329元/片,较年度最低点分别提高52.0%、35.6%;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统计,2025年全年,风机中标均价较去年同期有明显回升:“反内卷”取得阶段性成效。
2025年,风电光伏以47.3%的装机量仅贡献了22%的发电量,装机与发电之间存在巨大“落差”。更严峻的是,2025年全国风电和光伏发电利用率分别为94.3%、94.8%,为“十四五”期间首次跌破95%;2026年一季度进一步降至91.4%、90.6%,部分地区甚至不足85%,折射出新能源发展中“速度”与“质量”之间的深层矛盾。
更深层次的变革来自制度层面。202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文要求新能源项目上网电量原则上全部进入电力市场,电价通过市场交易形成——延续多年的“保量保价”政策兜底模式正式终结。2026年4月1日起,光伏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取消。双重压力之下,2026年上半年光伏新增装机同比下降66%,风电下降24.8%,行业正在经历从“政策驱动”向“市场竞争”的阵痛式转型。
面对困局,政策端迅速调整方向。2025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消纳新政:发布首个新能源消纳系统性政策《关于促进新能源消纳和调控的指导意见》;推动绿电直连,探索新能源生产和消费融合发展新模式;将“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纳入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对电解铝、钢铁、数据中心等高耗能行业提出绿色电力消费比例硬性要求。消纳,已从技术问题上升为制度问题。
未来能源破茧与“制度刚性”时代开启
在传统能源承压、新能源调整的背景下,氢能、核能、生物质能等未来能源正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成为“十五五”最具想象空间的增长极。
氢能正从“车端主导”走向“综合应用”。截至2025年底,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销量近4万辆,建成加氢站574座,居全球首位。2026年3月,三部门联合启动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引导氢能向化工、冶金、掺氢燃烧等多元场景拓展,构建“1+N+X”综合应用生态。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绿色燃料并将其作为新增长点培育。
核能领域,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核电大国。“十四五”时期,我国在运、在建核电装机规模持续增长。截至2025年底,我国运行核电机组59台,装机容量6252万千瓦;在建核电机组35台,总装机容量4190万千瓦,连续19年保持全球第一。截至目前,我国在运、在建与核准待建核电机组达到112台,装机容量1.25亿千瓦。“华龙一号”实现批量化建设,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已投入商运,“玲龙一号”小型堆冷态试验圆满成功,核聚变研究不断刷新参数纪录。
生物质能多元利用稳步推进,迎来多维政策催化。“十四五”期间,我国生物质能多元化开发利用取得显著进展,有效弥补了风光的间歇性缺陷。2025年,我国生物质能发电装机容量达4743万千瓦、同比增长3.1%,连续7年稳居全球第一;全国生物质能发电量约为224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9%。非电利用步伐加快,可持续航空燃料(SAF)产能达到124万吨/年,生物质年供热约5亿焦耳,生物天然气年产量约5亿立方米,生物柴油、生物燃料乙醇、生物甲醇等加速发展,形成了“燃料+原料+碳汇”三元价值体系。
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是制度层面的革命性转变。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施行,填补了能源基本法空白;2026年3月《生态环境法典》通过,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十五五”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执行十余年的“能耗双控”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这一转变意味着风光水核等非化石能源的能耗指标约束彻底解绑,能源治理完成了从“方向引导”到“制度刚性”的历史性跨越。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明确目标: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25%,新能源装机比重超50%,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50%。规划首次提出“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动”,到203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将达27亿吨标准煤、发电装机达48亿千瓦。“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总规模预计超20万亿元。“十五五”规划纲要将“能源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标定了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能源行业的发展坐标。
与此同时,“十五五”规划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人工智能前沿科技攻关、新一轮找矿突破并列,“算电协同”已列入新基建工程。规划明确提出“推动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能源转型、AI革命、关键矿产三线交织,正形成深度耦合的双向循环。
中国能源转型正在进入最关键的攻坚期。如何保障14亿多人能源安全的同时,完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绿色转型,《报告》给出的答案是“两条腿走路”——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筑牢绿色低碳防线、严控化石能源消费上线,同时做好非化石能源的“加法”、节能降碳的“减法”、科技创新的“乘法”、体制改革的“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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