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报 吴晨 王珊珊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8日召开会议，明确2026年经济工作将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首次强调“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

与2024年12月政治局会议及2025年7月的政治局会议相比，此次表述删去“保持流动性充裕”、“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下行”等措辞，新增“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的表述，凸显政策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效能提升。

在央行调控框架逐步转向以7天逆回购利率为基准、MLF（中期借贷便利）功能淡化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如何平衡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防风险？如何协同“金融强国”战略与财政发力？

新框架：从“逆周期”到“跨周期”的平衡术

此次政治局会议提出货币政策将“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近一段时间，中央货币政策不断发力，央行先后下调7天期逆回购、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SLF（常备借贷便利）、MLF利率，创设临时隔夜正逆回购，MLF的政策利率色彩淡化，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将发挥基准政策利率功能，新的调控框架已基本成型。

2026年货币政策操作将如何具体体现“逆周期”与“跨周期”的平衡？新的利率调控框架将如何影响政策传导效率与市场预期？

“逆周期调节侧重于短期经济波动应对，通过利率、流动性工具平抑周期波动；跨周期调节则着眼于中长期结构优化与风险防范，避免政策‘大开大合’。”湖南中财开元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胡双告诉中国工业报。

远东资信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张林对中国工业报表示，本次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及“跨周期”，说明宏观政策操作将更加关注中长期，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

张林分析认为，对于2026年的货币政策而言，逆周期调节主要着眼于稳增长：一方面以科技、普惠、绿色等领域为重点，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和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带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挥精准的支持性作用。另一方面通过7天逆回购、买断式逆回购以及国债买卖等公开市场操作来呵护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下行，从而提振投资和消费，持续托底宏观增长大盘。

跨周期主要着眼于预留政策空间：一方面要避免盲目大水漫灌猛踩油门，防止形成资金空转和套利风险；另一方面，在新的政策利率中枢已经转变为短期利率的背景下，要珍惜政策空间，特别是降准降息操作要坚持相机抉择，放大降准降息对于市场预期的引导作用。

在胡双看来，2026年货币政策的具体操作或将体现为，流动性投放更注重前瞻性与平滑性，避免因短期数据波动过度反应，而是结合中长期就业、物价、结构转型目标综合考量。例如，在经济企稳阶段，可能通过小幅、多频的公开市场操作维持利率平稳，而非大幅降息。MLF利率的“政策利率色彩淡化”与7天期逆回购利率的基准化，意味着短期利率调控更灵活，中长期流动性管理则更多依赖结构性工具（如再贷款）和资产买卖（如国债操作），以实现“短期稳预期、中长期调结构”。

跨周期调节要求货币政策在支持增长的同时，为未来预留空间。若通胀或金融稳定压力上升，政策可能优先保障跨周期目标，适当容忍逆周期需求的短期波动。以7天期逆回购利率为基准政策利率，有助于形成更清晰的短期利率走廊，增强市场对政策意图的理解，减少期限利差波动带来的传导阻滞。同时，MLF利率角色转变可避免中长期政策利率被过度解读，减少市场对“大水漫灌”的预期。新的框架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的公开市场操作（如临时隔夜正逆回购）管理流动性，可降低市场利率的突发波动，增强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管理的预见性。但需注意，若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不足，单纯利率走廊机制可能面临“流动性陷阱”挑战，需加强与其他政策协同。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高政扬对中国工业报指出，新的框架将弱化对单一工具的依赖，强化短端利率、市场预期、资产定价的联动机制，从而引导市场形成对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更强预期，或可降低政策信号噪音，提升宏观调控的可预期性。

新工具：“金融强国”战略下的结构性突围

国联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陶川表示，“金融强国”作为“十五五”时期的战略部署，无论是“强大的货币”还是“强大的中央银行”，都意味着2026年的货币政策或将更加“以我为主”，与美联储在货币宽松周期上的同步性也将进一步弱化。而“跨周期调节”则纳入了货币政策对中长期结构性问题的考量。从历史来看，当央行引入“跨周期调节”这一表述后，降准降息的频率较单纯的“逆周期调节”明显下降。因此，2026年货币政策在思路上将更加倚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对中国工业报同样表示，未来，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从分化走向趋同，特别是美国进入降息周期，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整提供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十五五”期间，我国货币政策将在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等多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

此外，张林表示，目前居民、企业以及地方政府部门皆面临着一定的“化债”压力，在债务压力下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并不容易，“跨周期”既包括跨越经济周期，也包括跨越金融周期和债务周期，在这一阶段既需要化解此前积累的存量风险，又需要防范新增低效甚至无效债务。

本次会议提出“要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双重要求下，2026年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应如何优化设计，以精准支持新质生产力、消费等领域，同时避免金融资源空转或积累新的风险？

“结构性货币政策本身就具有精准性的特征，增加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使用有助于避免资金空转和积累风险。”张林强调，根据经济形势的运行情况和政策需要，2026年结构性货币政策仍有扩围的空间，比如聚焦出口、就业、消费等领域的波动扩大工具额度或创设新的政策工具。从提高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效能角度而言，一方面要加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确保结构性货币政策与监管、产业、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另一方面建议建立结构性政策工具使用的效果评估机制和退出机制，避免被支持领域长期依赖政策输血，从而形成资源配置的扭曲。

董希淼认为，一是针对结构性矛盾，应坚持聚焦重点、有进有退的原则，逐步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更加注重引导金融资源更多地配置到科技创新、提振消费、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增强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二是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采取不同价格、数量、期限的组合，以价格型为主，实施适时适度调节。根据经济增长、物价趋势等内外部因素变化，来进行更为灵活的调节。但稳健仍然是政策基调，虽然调节将可能更多、频率更大，但幅度不会过大；三是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增强央行政策利率的作用，畅通其向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及各类市场利率的传导。通过评估和引导，提高金融机构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效能。同时，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并提升政策透明度，做好市场沟通。

胡双指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优化设计应注重以下方面：再贷款工具可定向支持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数字化等领域，例如设立“科技企业研发贷款支持计划”，通过利率补贴或风险权重优惠，激励银行放贷。同时，引入“正向激励”机制，对达标金融机构提供额外流动性支持。针对耐用品消费、文旅、养老等领域，可设计“消费信贷流动性工具”，为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但需设置额度上限与风险共担条款，防止过度借贷。此外，探索与财政贴息结合，降低居民利息负担。要求金融机构对结构性工具资金用途进行跟踪披露，确保流入实体领域。

“对再贷款资金实行‘先贷后借’模式，并与就业、增加值等实体经济指标挂钩，避免套利。”胡双建议，可推广“货币政策+保险/担保”模式，例如设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央行提供再融资支持，分散银行风险。

新协同：货币财政“组合拳”破解债务与增长难题

随着“中央适度加杠杆”成为政策共识，财政政策的主动发力需要更稳健的货币环境配合。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通过保持较低的实体融资成本、稳定银行体系流动性，确保财政扩张能够有效传导至真实经济部门。同时，财政加码也将部分缓解货币政策独自承担稳增长压力的问题，使货币政策能够在保持灵活性和空间的前提下，避免过度宽松导致的金融风险累积。

董希淼表示，本次会议明确提出，明年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强调政策的协同性，这意味着未来各部门、各地区、各领域的政策将更注重协调配合，形成合力。

从财政政策来看，2025年新增政府债务规模达到11.86万亿元。张林分析指出，若仍按4%赤字率来估算，2026年财政赤字约5.9万亿元左右，地方专项债或增至4.5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以及特别国债或达2万亿元，加总后2026年新增政府债务规模或达12.4万亿元（不含用于债务置换的2万亿元），整体增长幅度或相对缓和。

面对地方政府化债、房地产出清等“跨周期”压力，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效率成为关键。在“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的思路下，货币政策应如何与财政政策协同，以支持地方政府化债、稳定房地产行业，并推动经济在“跨周期”中实现动能转换？

在张林看来，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能将新动能和旧动能对立起来，也不能将新动能和旧动能割裂开来。从防止旧动能过快下行来看，货币政策或主要从需求侧发力，比如2024年9月出台的一揽子增量政策中，存量房贷利率的调整对于稳定房地产市场需求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房地产融资白名单机制也有助于稳定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需求。而财政政策或主要侧重从供给侧发力，比如通过专项债收购存量房和土地储备，有助于消化房地产的存量供给。从拉动新动能发展方面，货币政策需要提高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力度和效能，而财政资金通过地方引导基金等方式可以有效放大财政资金在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乘数效应。

胡双表示，货币政策可通过提供低成本中长期流动性（如专项再贷款），协助地方政府进行债务置换，降低利息成本。同时，央行可配合财政的“应急流动性工具”，在区域性风险暴露时提供临时支持，但需严格限定条件，避免道德风险。在“保交楼”和房企合理融资需求方面，可优化抵押补充贷款（PSL）用途，定向支持保障性住房、城市更新等项目。同时，通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继续引导房贷利率下行，但需与房产税等长效机制配合，防止价格扭曲。货币政策可配合财政产业补贴，对绿色投资、先进制造等领域提供贴息再贷款，降低转型成本。此外，在财政发行专项国债支持科技攻关时，央行可通过国债买卖调节市场利率，保障发行顺利。

高政扬则认为，在“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框架下，货币与财政的协同将更强调“分工明确、相互嵌套”。具体来看，货币政策或将通过维持合理偏低的中枢利率水平，降低地方政府置换债、专项债及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资金成本，同时通过窗口指导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化债项目的中长期资金支持。财政方面则可能通过提高专项债资金使用效率、通过严格筛选项目、强化全生命周期收益平衡管理，提高专项债等资金的使用效率与投资乘数，增强内生的偿债能力。

“国债买卖操作常态化会成为重要的流动性管理工具。”张林强调，因其在精准性、灵活性以及对于市场预期的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特别是国债买卖操作可以更好的协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集成效应，未来国债收益率在金融市场中的基准利率作用也将进一步凸显。

胡双进一步分析道，一方面，央行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可调节长期利率，为财政发债创造稳定环境；另一方面，可通过国债质押补充流动性，丰富货币政策操作载体，国债买卖应坚持以流动性管理和利率形成为目的，而非直接为财政融资。明确操作规则（如规模、频率、期限），并与国债收益率曲线建设相结合，增强市场深度。若设计得当，国债买卖常态化可作为货币政策与财政协同的关键工具，不仅能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还可为跨周期调节提供资产端工具，助力经济动能平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