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生“食利者”心态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路风 蔡莹莹
　　阅读坐标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激荡的TFT-LCD工业史
    第三章 比勇气更重要的是“惶恐”：京东方的液晶历程
    第四章 “液晶热”与政府能力：从产业政策的角度看中国TFT-LCD工业的发展4.3“液晶热”与政府能力
    结论
　　产业政策不是计划体制下的行政命令，区别二者的关键在于是否以竞争性企业为政策对象。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实行过扶植大企业的产业政策，但从来没有实行过全面引进、放弃自主开发的技术政策，而是把扶植本国大企业当作技术学习的主体。相反，中国计划经济思维下的“产业政策”曾经成为执行全盘引进、排斥自主开发的工具。例如在关于中国汽车工业的产业政策中，提高集中度一直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其实际效果是保护那些依赖合资的大企业，而排斥任何具有创新性的新企业进入。只是因中国加入WTO而松动了管制之后，汽车工业在自主开发产品上的突破才随着竞争性小企业的进入而出现。汲取这些历史教训，有关部门要学会通过影响和支持企业来实现产业升级政策目标的方式。深圳市谋划建设液晶面板生产基地多年，一直寄希望于引进却不得其门，只是在TCL决定通过自主建线的方式进入TFT-LCD工业时，当地政府才找到实现这个政策目标的途径。
　　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转型，经济转型需要产业升级，而产业升级则需要政府的产业政策，但如果产业政策能够对产业升级有效，就不能仰赖充满传统计划命令经济思维和“三段式”思维的那种产业政策，而必须实行以竞争性企业为立足点的新型产业政策。如何实现政策思维的转变，有关部门仍然面临长期的学习任务。
　　第二个问题，有的部门越来越缺乏有关工业的知识，甚至越来越缺乏对中国工业的义务感，而这些缺陷阻碍有关部门找到或发展出来有效的政策工具。
　　传统思维与其说是有意为之，不如说是习惯而成，其重要原因是有关部门的工业知识贫乏，而且越来越贫乏。有关部门缺乏工业知识的缺陷在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紧急制订产业振兴规划的过程中明显地暴露出来，各个产业规划的草案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由有关部门写出来的，而是主要依靠企业、咨询公司、行业协会等捉刀代笔写出来的。指出这一点当然不是说有关部门不可以利用这些机构的知识和经验，但如果有关部门没有自己掌握的知识、信息、想法和立场，那么有关部门的政策就会被这些本来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的组织和机构所左右。根据不系统的信息和观察，在短时间内制定的2009年产业振兴规划实际上非常粗糙，其中许多内容是把过去“枪毙掉”的一些项目重新上马、把过去的一些政策揉在一起。这既反映了有关部门缺乏知识积累的弱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传统计划命令式的政策重新在产业振兴规划中出现的原因。有关部门逐渐丧失有关工业的知识其实是一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的过程。当时决策者把计划体制弊端之一的部门管理与工业行政等同起来，认为在国家层次上不再需要工业行政。抛弃工业行政的第一个主要行动是在1987~1988年中央政府机构改革时，撤销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事实上，当时的国家经委正在演进成为一个力主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的机构，所以撤销它实际上不利于企业改革。当然，放弃工业行政的思路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而证明其错误的最有力证据就是中央政府于1994年又成立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一个与前国家经委的性质基本相同的机构，其职能在本质上仍然是工业行政，无非是又加上了贸易行政。但是，因机构撤并而导致的人员流失和组织传统的丧失则是难以弥补的，而这些组织要素是市场经济和全球竞争条件下政府有效支持产业发展的能力基础。从1988年至今的20多年里，中央政府再也没有拥有一支在工业经验和与企业的联系上能够达到当年水平的工业行政干部队伍。
　　到90年代末，“外向型经济”的崛起又一次加重了对工业行政的轻视。这个经济成分的生产要素都是传统体制之外的———国外的资本、管理和技术加上属于体制之外的劳动大军———农民工。外向型经济的繁荣很容易使有关部门滋生出“食利者”心态，再也不用像改革国有企业那样费心费力了，“无所作为”也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于是“招商引资”和“以市场换技术”成为发展经济的便捷途径。到90年代末，政府的工作又集中于加入WTO、“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大量引进外资和市场化等方面，于是工业行政、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等都被当成“陈腐”的东西弃之一边。到2003年，曾经是被迫成立的国家经贸委又被撤销，代之以国资委。直到2008年又在信息产业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工业和信息化部，无非是再次承认取消工业行政是行不通的。
　　有关部门在金融海啸来袭时实施产业振兴规划，不仅再次证明中国政府仍然不能回避领导工业发展的任务，而且证明有关部门必须保持有关工业的知识才能有效地执行这个任务。有关部门的知识与企业的知识一样，是组织性的，其获取、积累和更新需要稳定的组织机构，否则就没有学习能力。工业的技术、组织形式和竞争条件在不断变化，有关工业的知识也就在不断变化，所以政府必须保持与工业界和企业的互动才能够获得、积累和更新有关的知识。因此，有关部门有关工业知识的丧失实质上是相关学习能力的丧失，其基本原因就是对工业行政机构的反复撤并，阻断了政府与工业界的互动。虽然中央政府后来被迫一次又一次地恢复这种机构，但因为知识的组织性质，其学习和积累过程被多次中断，致使每一次重新成立的机构在知识和能力上都比前面被撤销的机构更差。更严重的是，随着知识流失的还有官员对工业发展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情感。机构的不稳定导致工业行政官员职业生涯的不稳定，提升越来越取决于机构动荡中不规则出现的机会和人脉关系而不是专业能力。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有关部门在专业知识上、情感上和责任感上都与中国工业越来越疏远，一度疏远到了对外资廉价收购中国骨干企业（中国半个世纪工业化过程的结晶）都无动于衷的程度。
　　（待续）
　　摘编自《战略与能力———把握中国液晶面板工业的机会》课题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