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4日16时25分，全国汽车市场研究会（原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会长饶达因癌症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72岁。
　　受父亲饶斌的影响，饶达毕生都在为中国汽车工业而奋斗。作为中国汽车行业政策及汽车市场研究方面资历最深、水平最高、名气最大的专家之一，饶达总是站在与历史共成长的角度审视产业和行业的走向，其研究课题对完善汽车政策法规、促进汽车相关政策环境、改善汽车市场规范化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饶斌是中国汽车工业打江山的元勋，那么饶达就是中国汽车工业市场信息方面的一代功臣，也是饶斌精神最好的传承。
　　而今饶达先生已逝，再刊其生前为“饶斌诞辰百年纪念活动”所撰写的回忆文章，感怀两代先生之风。
　　愿饶达先生一路走好！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忙碌的。
　　孩提时代，有时早上我父亲还没起床，我和弟弟就跑到他房间，骑着他肚子说骑大马，他挺高兴，哄着我们一起玩。从父亲到了一汽开始，就很少在家了，大多数时候晚上睡觉前我们是见不着他的。早上他很早就走了，有时候能跟我们一起吃早饭，但吃过饭我们就要去上学了，也说不上两句话，交流很少。他对我们的学习还是很关心的，但也就是看看成绩。当时我的学习比我二弟差，又很淘气，所以经常挨批评。在家里我们兄弟都怕他，虽然他从没打过甚至没严厉训过我们，犯了错基本上是母亲说我们。我那时一直认为他这样的忙碌状态是应该的，毕竟是一个领导。父亲有时带我们出去，顶多就是看个电影，那时长春市每个周末，在长春宾馆为领导干部举办舞会或放电影可以带家属，别的好像就没什么了。他在家从来不跟我们讲他有哪些业绩，家里一来客人，我们都得自动离开。所以很多子女在回忆录中讲他父亲或来家的贵客说过的、可以载入史册的话，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空白。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北汽工作，父亲在二汽被批斗后，又被一汽的造反派带到了长春，我也无法和父亲联系。后来很多人给我讲述他被造反派打成重伤，并关押在一汽的地下室里，批斗时脖子上挂着一块用细铁丝拴着的大钢板，上面写着走资派××，还要“坐飞机”！我父亲被二汽“解放”后，二汽的军代表到一汽要人，他才被释放。当时二汽重新开工建设，父亲没回家养伤，直接回到二汽工作。父亲对这段经历从来没有抱怨过，起码在我面前没有，就像什么事儿没发生一样，因为他心里只装着二汽的事业。但是当我又见到他时，发现父亲笔直的身板已经微驼了！
　　有人认为我作为干部子女，在成长过程中享受了不少优待，或者困难时期父亲为家庭带来过一些经济上的好处，其实这些都没有。五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我们也断过粮。记得有一次才二十号左右家里粮食就吃光了，父亲没办法，只好给当兵时期的老战友打电话借粮。平时也都是按量领粮食，从没多拿。
　　1970年秋我调到二汽工作。当时的二汽条件极艰苦，父母和五弟住在一间十一二平方米的小平房，我和妻子各住单身宿舍。我女儿出生后，他们就把3平方米的小厨房给我住。屋子长2米多点，宽度就刚够放下一张90厘米的单人床，这样门只能开45°左右，要睡觉时把门关上后，再放一个30厘米的木板把床加宽，我们一家三口就睡那里，还在房顶上搭了隔板放东西，墙上钉了很多钉子挂东西，就这样我们住得算好的了。于是有人写大字报指责我父亲，我们只好搬走，借住到老乡用猪圈改造的“出租房”里。后来二汽的宿舍条件逐渐改善，我父母搬到别处去住，这房子是厂办公室的，我妻子本来就在厂办公室工作，我们才又搬回来。当时在居住方面我确实沾了父亲一点光，因为还有比我居住条件更差的人。
　　1975年春天，二汽的设备基本都到了，父亲下去视察时，听说一些自动生产线的操作工甚至是文盲，他回来就一直琢磨，然后就让我带头去一线，做有知识的工人。他说在国外这种自动生产线都是工程师操作，他希望我能带个头。我当时在产品设计处工作，但我不敢跟父亲讨价还价，就下到了发动机厂，成了自动生产线的“县（线）长”。不久我就把连杆自动线一班的产能从30～40辆份，提高到150辆份，还搞了一些技术革新。为了能搞好工作，我就住厂里，一个星期回一次家。后来大概还有十几个人先后下去，当时中国没有所谓有知识的工人，下去的人并不受欢迎，多数人干了不久就走了。1979年父亲离开二汽时嘱咐我，在生产线配置有知识的工人不成功，但方向是对的，如果生产线上有知识的工人少，那么生产肯定不顺畅，因此别人都走了你才能走。我整整坚持了6年半时间，在1981年我才离开生产现场。
　　后来在二汽我做过很多工作，主要是从事汽车政策研究和市场分析，因工作需要经常去北京。这类研究课题在改革初期是个新鲜事物，谁都没经历过，我琢磨向谁学呢，最好的人选就是我父亲。因为他1979年在中汽公司和大国企设立了技术经济研究室，下达了很多课题，对此他特别重视。从1983年到1987年年初，我每年大概有三次以上的机会出差去北京或在北京换车。去北京之前，我都给父亲打电话，看看他在不在，他在我才去。这样我们晚上就有机会聊天，我有很多问题请教他，收获很大。他保持着一贯的威严，而且老是挑我毛病。讨论问题时，他总让我先说，然后反驳我。他对政策研究和建立中国汽车市场的很多观点，使我受益匪浅，这段时间是我在政策研究方面进步最快的时期。在我们兄弟里面，得到父亲在工作上指教和帮助最大的可能也就是我了。
　　有一次聊天时他说：“我为汽车工业奋斗了三十多年，其目标是在我死之前，要把中国的汽车工业搞到年产100万辆，这样中国的汽车工业就有较坚实的基础了”。后来他作为中顾委委员，经常受邀到各地去和大家一起探讨企业或行业发展的问题，一直到他在上海去世。他走的时候，中国汽车工业还没达到100万辆。但父亲一直认为不论做什么事，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做不到最好，也要保证你是尽了最大努力了，他对待事业的这种态度对我影响很大。
　　父亲为了中国的工业化，或者用他的话说，奠定中国汽车工业的基础，做到了鞠躬尽瘁。“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在一汽被打得很重，我曾经试着问过他，他避而不谈，只说：“你不要了解这些情况，要多看到正面的东西。”我想他是怕向我谈了这些，让我产生消极想法，会影响工作。一直到母亲说要写《饶斌传记》，我用了两个多月时间，跑了很多地方收集与父亲相关的材料，在这个过程中，我才对他有了更深的认识。
　　父亲刚去世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以后的人生没有老师了，只能靠自己摸爬滚打。后来每每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想到我父亲，想到要是他面对这样的问题会怎么处理。想到跟我父亲在二汽时的困难比，就觉得没什么了。有他作为榜样，他的精神一直在支撑着我向前。
　　父亲病危昏迷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能醒过来。我从二汽赶到上海，待了20天，不管是谁说病危，甚至医院发病危通知书，我们半夜过去，看到他在病床上躺着的时候，我都觉得他还能醒过来。他走了以后，我一下子又想起很多父子间的趣事，忆起一汽建设的时候，星期天他从来不休息。一汽俱乐部义务劳动，春节期间去开渠支农，到一汽建设工地等等，我都跟着父亲去做个“小尾巴”。他一直是我的榜样，但是他太忙。1952年长春一汽筹建时，我才9岁，到他离开二汽，这期间我们从来没有超过20分钟的谈话，要么被别人打断了，要么他有工作等着完成。经常吃完饭聊两句，他就说你们回去吧，我还有事儿。他也没有长篇大论地教导我们兄弟，但他的行动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很多人，也包括我们兄弟。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有很多干部通过关系使子女升官发财了，但他从没替我们说过一句话。他让我当知识工人这件事，我总觉得受了委屈。不过到他走的那一刻，一切都释然了。父亲在天若是有灵，我还有三句话想对他说：第一，你生前的奋斗目标——100万辆的汽车的年产量，在你去世后的第4年就实现了；第二，如今我国的汽车产销量超越了美国，成为了全球第一；第三，我想告诉他，儿子没有给你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