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报  王珊珊   吴晨

2025年10月17日，上海垣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的“千帆星座”第六批组网卫星由“长征六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在轨卫星数量已达108颗。这是该星座继3月12日完成第五批组网后，时隔七个月再次发射，继续依托“国家队”火箭稳步推进部署。

与此同时，我国卫星互联网产业迎来关键进展：截至2025年9月底，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均获得卫星移动通信业务经营许可，可正式开展手机直连卫星等业务，相关终端产品也已陆续面市。

随着天上“星座”日益密集、地面应用蓄势待发，处于中间环节的“运力”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在“国家队”火箭发射任务密集的背景下，民营商业火箭正成为提升发射能力、打通产业链的重要力量。

近期，多家民营火箭公司取得积极进展：9月15日，天兵科技宣布“天龙三号”大型液体火箭一级动力系统海上试车成功。该火箭近地轨道运力达17至22吨，可实现“一箭36星”，已进入首飞冲刺阶段；9月28日，星河动力宣布其可重复使用液体火箭“智神星一号”二子级动力系统试车成功，计划于年内实现首飞；10月20日，蓝箭航天的“朱雀三号”遥一火箭完成加注合练及静态点火试验，为后续入轨发射及一子级回收奠定基础。

前金融从业者、现深圳东风环境有限公司副总裁胡双对中国工业报表示，2021年“国家卫星互联网”被列入“新基建”，2023年以来地方卫星产业园区密集落地，天使轮至B轮融资活跃，推动中国形成完整的“制造—发射—应用”产业链闭环。相较之下，中国的策略更为稳健：从数量不急于超越，而是注重频率先占、技术自主、安全可控与政策支持的同步发力。与“星链”极度市场化路径不同，中国模式融合产业政策、国家战略与企业能力，试图构建有韧性的全球通信网络基础设施。

随着技术突破、资本投入与政策支持共同发力，“星多箭少”的困局正逐步缓解。中国商业航天运力体系的春天，或许正加速到来。

“星多箭少”的困局与破局

关于“星多箭少”的供需矛盾，在商业航天领域多有投资布局的北京新鼎荣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驰对媒体表示，以“千帆星座”为例，其每年需发射200至300颗卫星，这需要十几枚运载能力最好达到10吨以上的火箭。

张驰指出：“现在国内民营商业火箭运载能力10吨以上的没有一家发射成功，是零。”正是这个“零”的空白，构成了“星多箭少”困局的核心。它也直接解释了为何2025年上半年垣信卫星的火箭采购招标，会因“递交投标文件的供应商不足3家”而失败——当时招标明确要求投标方必须具备火箭的“成功飞行经验”。

对此，北京航天驭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曹梦对中国工业报表示，目前中国商业航天产业链星箭协同效率还是不错的，毕竟都是由工业部门和商业公司主导。目前发射效率的核心瓶颈在发射端，一是缺乏运载能力强可靠性高能够常态化提供发射服务的大火箭，二是发射场资源较紧张且管理相对封闭，不利于商业化大规模发射。

他强调，除了开放上市通道，还需要进一步开放国家任务面向民营商业航天公司公开招标采购，另外就是在合理管理的安全性管理框架下，开放商业发射场的自主化、市场化、商业化运营服务，积极鼓励企业开展进入空间的相关验证试验，应飞尽飞，应试尽试，尽快提升我国商业航天产品的工程化水平。

上海垣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在2025年7月的火箭发射服务招标。垣信卫星调整了招标方案，采购“一箭18星”服务时，明确允许“投标产品在2025年12月底前完成首飞即可”，最终，蓝箭航天、天兵科技和北京中科宇航技术有限公司（下称“中科宇航”）三家公司入围。这次招标方案的调整被视为解决“星多箭少”困局的关键一步，为多家民营火箭公司提供了重要机遇。

这份允许以“期货”形式交付的发射订单，成为民营火箭公司在2025年必须面对的“大考”。整个市场都在密切关注，看谁能率先“交卷”。

自9月起，多家头部企业明显加快了节奏，进入首飞前的“冲刺阶段”。

天兵科技率先取得进展。9月15日，该公司在山东海阳东方航天港成功完成“天龙三号”一级动力系统全系统海上试车。据媒体公开报道，其董事长康永来表示，此次试车所获数据也“满足火箭首飞的性能要求”，“天龙三号”火箭全长72米，起飞重量约600吨，是国内商业航天领域首款有望实现近地轨道运力超过20吨的大型液体火箭，其具体运力范围为17至22吨，并具备“一箭36星”的群打能力。“天龙三号”所瞄准的，正是占据国内低轨发射需求超80%份额的中国星网和上海垣信卫星。目前“天龙三号”正为计划在2025年底前的首飞做最后冲刺。他认为，突破“航班化”运营的瓶颈在于“规模化智造能力”。为此，天兵科技已布局年产30发火箭和500台发动机的产能，并在酒泉建成首个民营液氧煤油专用工位，后续还计划在山东、海南扩建。“这一从研发、制造到发射的全链路布局，旨在保障未来每年60次以上的高频发射任务，并构建起基于规模效应与成本控制的商业化基础。”他表示。

紧随其后，蓝箭航天于10月20日宣布，其“朱雀三号”遥一火箭在发射工位成功完成了加注合练及静态点火试验。据悉，该火箭后续将进行垂直状态操作演练，然后返回技术区，为最终的正式入轨发射及一子级回收做准备。公开信息显示，“朱雀三号”箭体直径4.5米，起飞推力超过750吨。

另一家入围者中科宇航则在8月公布其“力箭二号”液体火箭的发射设备工位安装调试试验取得成功，验证了发射流程的关键环节。官方资料显示，“力箭二号”是一款中型液体运载火箭，起飞推力766吨，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为12吨。该公司称，其首飞任务将发射空间站“轻舟”货运飞船的试飞船，目标成为我国星座组网和空间站货运的主力火箭。

面对庞大的市场需求，即便未能入围此次招标，其他民营火箭公司也并未缺席，同样在技术路线上加速推进。

9月28日，星河动力通过官方公众号宣布，其可重复使用液体火箭“智神星一号”的二子级动力系统试车成功，并同样计划在“年内首飞”。

北京箭元科技早在5月29日，在山东海阳使用“元行者一号”全尺寸验证火箭，成功完成了国内首次液氧甲烷火箭的海上软着陆回收试验。这枚直径4.2米、高约26.8米的不锈钢火箭爬升至约2.5公里高度后，实现了精准溅落回收。

当前，备受市场瞩目的民营火箭“首飞冲刺”，几乎全部聚焦在液体运载火箭领域。

这一技术路线的集中选择，背后是明确的商业逻辑。业内分析指出，尽管固体火箭凭借响应快、结构简单等优势已实现多次成功发射，但其运载能力普遍局限在1吨以下，且难以实现回收复用。更重要的是，其单位发射成本随规模扩大不降反升，因此难以支撑“千帆星座”等动辄需要发射数百颗卫星的大规模、高频次组网需求。

相比之下，以液氧甲烷或液氧煤油为推进剂的大运力液体火箭，不仅能轻松实现10吨以上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更关键的是其技术路径天然适配可重复使用。这使其成为实现“低成本、高密度、规模化”发射，几乎唯一的可行路径。

对此，胡双表示，朱雀三号通过液氧甲烷九机并联、不锈钢箭体和米级回收精度三大创新，系统性突破可复用火箭的性价比瓶颈。其技术路线直指太空运输“航班化”，不仅推动中国商业航天跻身国际前沿，更可能重塑全球卫星发射市场的竞争格局。助力中国商业火箭进入“大运力、可复用、低成本”时代。液氧甲烷具备低成本、无积碳、易维护特性，支持发动机回收后“不下箭检查、加注即复飞”，为航班化运营奠定基础。

曾从事火箭传感器品牌运营的从业者李杰对中国工业报表示，发射卫星的成本降低，也使得太空探索的成本变得更加触手可及，马斯克的理想是在火星上建一百万人口居住的城市，包括starlink，突破了传统的4G、5G、6G的概念，而直接实现卫星的低太空数据传输和服务，并且已经跟手机，汽车都已经结合在一起，实现自动驾驶和无人驾驶，包括他研究的cybertruck,这个也是未来火星上的交通工具。

资本助力与IPO热潮

日前发布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首次将“航天强国”纳入“十五五”规划建设目标。有券商机构指出，伴随“航天强国”已经进入到建设落地阶段，我国有望落地更多支持航天产业发展的政策，向航天产业倾斜相对更多的资源。

对于商业航天这类高投入、长周期的战略性产业，从火箭“首飞”到实现稳定“量产”，需要持续且庞大的资金支持。除了大额融资，当然，建立畅通的资本退出渠道至关重要，而公开上市（IPO）无疑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交易所和资本市场实际上是优先为火箭企业打开了上市窗口。”张驰表示。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高政扬对中国工业报表示，这个窗口是指，今年6月，证监会发布《关于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增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的意见》，明确提出引导资本流向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前沿领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动力；同时有效破解“技术强、盈利弱”企业的融资难题，为技术突破提供耐心资本支撑。

今年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再次将科技创新放在突出位置，提出要运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在提及资本市场时，会议强调要增强国内资本市场的包容性，预计未来将持续推动更多政策落地，逐步向科技企业倾斜。更多类似的优秀科技企业有望通过上市获得资金支持，上市后可将更充足的资金投入研发，助力我国科技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

随即引发了商业火箭公司的一轮上市热潮。10月17日，天兵科技率先在江苏证监局完成IPO辅导备案；紧随其后，星河动力于10月22日在北京证监局提交了备案申请；蓝箭航天已于7月向北京证监局提交了上市辅导备案报告，中科宇航也在8月正式启动上市辅导程序；星际荣耀则早在2020年就已启动IPO辅导工作，目前虽已完成辅导，但尚未提交正式上市申请。

至此，国内商业航天领域的六家头部企业，均已相继启动IPO进程。

常信科技CEO葛林波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是表示，民营火箭“烧钱”属性凸显，头部企业密集完成大额融资：星河动力获24亿元D轮融资，资金投向“智神星”系列火箭及发射能力建设；天兵科技完成近25亿元Pre-D轮与D轮新增融资，用于火箭批产备料及新一代产品研制。同时，IPO成为资本退出关键路径，2025年科创板支持商业航天未盈利企业上市的政策打开窗口后，企业纷纷抢占政策红利期，为规模化发展储备资金。下游卫星企业亦加速融资（如垣信卫星寻求50-60亿元新融资），反向推动火箭端资本投入。

胡双表示，商业航天被普遍认为是下一个“万亿级”的蓝海市场。卫星互联网星座，这是当前最大的驱动力。无论是SpaceX的星链、中国的“国网”、“星网”计划，还是其他国家的低轨星座计划，都需要成千上万颗卫星被送入太空。这为火箭发射服务提供了稳定且庞大的订单来源。资本看到了为这些巨型星座提供“太空班车”服务的巨大商机。商业卫星应用，遥感、通信、导航、科研等各类商业卫星的需求正在爆发式增长。随着技术进步，卫星研制成本下降，更多企业（如农业、金融、气象、城市规划公司）愿意购买数据服务，从而拉动了上游的发射需求。太空旅游与在轨服务，虽然目前规模较小，但太空旅游、在轨维修、太空制造等新兴领域代表了未来的增长潜力，资本愿意为此进行前瞻性布局。资本投入民营火箭公司，看重的是其未来能够在这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并通过提供高附加值的发射服务，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

与此同时，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卫星制造商也在积极为“批量发射”备“货”。据银河航天（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消息，2025年8月4日发射的“卫星互联网低轨07组卫星”全部由银河航天研制，这也是国内民营商业航天公司首次批量研制该类卫星。此外，9月16日，该公司研制的另一颗“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也成功发射升空。

随着低轨卫星组网步入高密度发射期，火箭已从过去的技术配套，升级为决定整个星座建设进度、成本与商业模式成败的核心变量。在这一背景下，卫星公司对火箭运力的要求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关注焦点已从最基本的“能否成功入轨”，跃升为“能否实现高频次、低成本、高可靠性的发射”。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产业经济系主任张钟文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时表示，随着下游卫星公司加速推进批量化生产与高效堆叠技术，中国商业航天产业链的“箭-星”协同效率正成为焦点。银河航天已建成“年产百颗以上卫星”的智能工厂，并创新采用“堆叠压紧分离机构”，使卫星“像书本一样摞在一起”，仅需一次解锁即可实现多星分离，显著提升了发射效率。卫星方对火箭的需求明确聚焦于“价格、可靠性，以及对发射场的适应性”。然而，当前“箭-星”协同仍面临核心矛盾：火箭运力供给严重滞后于卫星部署需求。

“星多箭少”是产业链的突出困局。2025年上半年，垣信卫星的发射招标因“递交投标文件的供应商不足3家”而失败，根源在于民营火箭公司尚未实现运力10吨以上火箭的成功发射。尽管天兵科技、蓝箭航天等企业正冲刺首飞，如“天龙三号”计划2025年底首飞，且通过3D打印、材料创新等手段降本，但规模化、高频次发射能力仍未形成。卫星公司已备好“货物”，而“太空班车”的短缺使得协同效率受限。当前阶段，协同效率正处于从技术突破向商业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但火箭的“量产”与“回收复用”能力仍是短板。

值得关注的是，"星箭一体"的生态化发展模式正成为提升协同效率的重要路径。SpaceX通过星舰与星链的深度整合，实现了运力与星座部署的闭环。国内企业也在积极探索：蓝箭航天在研制朱雀三号可回收火箭的同时，鸿擎科技已建成卫星智能制造基地并完成首颗"雄安造"卫星下线，展现了星箭协同布局的雏形。这种深度融合有助于从系统层面优化发射成本与效率。但若要加速形成类似美国由商业力量主导的高效“太空物流”体系，构建高效、自主的"箭-星"协同体系，还需在以下关键环节深度优化：

一是推动发射场资源开放共享。尽管天兵科技已在酒泉建成首个民营液氧煤油火箭专用工位，蓝箭航天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拥有并使用了专用的发射工位，但国内发射场资源仍以国家队为主导。政策应鼓励国有发射场向商业公司开放闲置工位或共建共享设施，探索“基础设施共享与虚拟运营”模式，支持企业以轻资产方式接入发射资源，降低重复建设成本，提升发射场整体利用效率。

二是优化频轨资源协调机制。频谱与轨道资源作为战略性稀缺资源，其国际申报协调复杂、国内分配机制不完善，已成为民营企业的重要准入壁垒。需加快落实频轨资源创新管理政策，通过批量许可、建立公平竞争机制等方式，支持民营企业平等获取资源，并为其参与国际规则协调提供制度保障。

三是扩大国家载荷采购支持。政府可通过采购商业火箭承担国家任务，如空间站货运、遥感卫星发射，为民营企业提供关键飞行验证机会与稳定订单。例如中科宇航“力箭二号”已计划执行空间站货运任务，此类合作应扩大至更多企业，以国家需求牵引技术成熟与可靠性提升。

四是构建统一技术标准与协同生态。应加快构建开放共享、天地融合的卫星通信标准体系，推动星箭接口标准化，降低系统兼容成本。同时，鼓励电信运营商与卫星企业通过合资共建、收入分成等模式深度合作，促进技术共研与资源共享，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业生态。

综上，中国商业航天的“箭-星”协同效率虽在技术资本双轮驱动下提升，但火箭运力仍是瓶颈。政策需在发射场、频轨资源、国家采购等环节持续发力，方能破解“星多箭少”困局，真正迎来“低成本、高密度、规模化”的太空物流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