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报 王珊珊 吴晨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犹如一剂强心针注入消费市场。《意见》围绕增强消费能力、扩大金融供给等六大维度，推出19项具体举措，聚焦商品、服务、新型消费三大重点领域，通过信贷、债券、股权融资等组合拳，为释放消费增长潜能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消费金融服务体系。
前金融人士、深圳东风环境副总裁胡双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时表示，这份文件是宏观金融政策在消费端的一次精准“下沉”，在当前背景下，具备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与长远引导性。从金融视角看，这份《意见》不仅着眼于“增量”的信贷、债券、股权供给，也关注“结构”的优化与“场景”的再造，体现了政策制定者对现代消费形态演进的深刻洞察，尤其是在数字消费、服务消费、新型消费等领域，金融手段正在逐步从“配角”转为“引擎”，撬动全社会资源向消费端配置。
消费成为经济增长主引擎
提振消费是我国扩内需、稳增长的关键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列为今年重点工作任务之首。
在全球需求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我国经济正加速向内需驱动转型。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商品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已与美国持平，但服务消费占比仅为18%，远低于发达国家40%以上的水平。这种结构性差异，恰恰揭示了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空间。
《意见》精准锚定三大主攻方向：商品消费聚焦以旧换新，强化家电、汽车等耐用品更新循环；服务消费重点培育文旅、养老等改善性需求；新型消费着力开拓数字、绿色等前沿领域。
胡双表示，近年来，消费增长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跃升，从物质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从线下场景向数字生态迁移。新型消费方式带来信用评估、风险定价、服务对接等一系列新的金融课题，传统金融逻辑已难以全面覆盖这些“体验式、即时化、定制化”的消费场景。
《意见》所提出的“鼓励金融创新支持体验消费、智能消费、定制消费”，本质上是呼唤一种以“数字信用+数据画像”为核心的新金融架构。比如，基于大数据建模的场景金融产品、融合支付与服务一体化的“金融+生活”生态、覆盖长尾用户的微金融机制等，都是解决新消费中“无抵押、无流水、无信用历史”的有效工具。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时表示，中办、国办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聚焦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新型消费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激活消费市场潜力。当前我国商品消费较为充分，在以旧换新政策推动下，耐用品消费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此外，随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新型消费需求日趋强劲。因此，《意见》明确了金融支持消费的重点领域：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和新型消费。
精准滴灌：信贷、债券、股权的多元发力路径
《意见》明确将信贷、债券、股权并列作为消费金融服务的重要手段，体现出政策对不同融资需求、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的精准适配。
胡双表示，在信贷端，首贷、续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的组合拳，能有效解决消费行业中小微企业融资“第一公里”难题，尤其是覆盖“新服务经济”中成长型、轻资产、强运营企业；在债券端，鼓励服务消费领域企业发债，将为文旅、教育、康养等产业提供中长期、稳定性强的资金来源，助力其进行基础设施升级与服务体系建设；在股权端，引导耐心资本进入消费产业链，尤其是对接“生产-渠道-终端”一体化发展需求，有利于扶持新品牌成长、推动行业数字化升级。此举相当于从“授人以鱼”转向“授人以渔”，鼓励多层次资本市场共同参与消费供给侧优化。
董希淼表示，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以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为主体的多层次消费金融服务体系。其中，信贷支持发挥主渠道作用。《意见》提出，健全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组织架构和专业团队，持续优化信贷产品，增强消费金融服务的便利度和可持续性；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旅游、教育等服务消费领域企业发行债券，支持消费产业链上优质企业进行股权融资。这些措施将大力支持相关企业提升服务能力，提升金融机构专业化服务能力，不断扩大消费领域服务供给和金融供给。同时，《意见》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等，这将进一步拓宽金融机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提升金融机构消费信贷供给能力。
推动“金融基础设施”与“消费基础设施”协同进化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并未将金融仅视作“资金中介”，而是拓展到消费环境建设者与信用体系培育者的角色。在推动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意见》提出聚焦文旅、赛事、通信、养老等重点领域，探索创新金融产品和融资模式，体现出“资金+场景”协同发展的路径思维。同时，优化消费支付服务、信用体系建设、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措施，将有效提升消费信任水平、降低交易摩擦，为释放消费潜能奠定制度性土壤。
董希淼表示，通过国家补贴的方式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提振消费的重要举措。2024年下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实施，明显拉动整体消费回升。而消费贷款、消费分期等消费信贷产品往往金额较小，其场景丰富、支付便捷和体验良好，是消费者选择的重要考量。因此，《意见》提出，持续推进支付便利化建设，有效提升各类支付方式的兼容性。建议大力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措施与消费信贷产品有机融合，将多样化的消费信贷产品和支付工具，纳入“国补”可使用的支付范围和使用范围，提升商家运营效率和消费者体验，最大化发挥“国补”对消费的拉动作用。下一步，金融机构还应聚焦“衣、食、住、行、游、购、娱、医”等重点消费场景，加快引入多种消费信贷产品，降低重点消费和大宗消费领域的门槛，提高消费者消费的能力和体验。
从实践看，我国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主体的消费金融市场格局和服务体系正在加快形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商业银行为主要供给者，消费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信用卡和消费贷款是商业银行消费金融的主要产品。
截至2024年末，我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共计7.27亿张，人均持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0.52张；信用卡卡均授信额度3.14万元，同比增长6.08%；住户消费性贷款余额（不含个人住房贷款）21.01万亿元，同比增长6.27%。相较而言，30余家消费金融公司由于受限较多，发展较慢，到2024年末贷款余额约为1.30万亿元。二是科技赋能，推动产品种类日益丰富，服务覆盖面和可得性持续提升。从起步阶段的信用卡、汽车贷款到现阶段的商品分期、账单分期等，消费金融产品不断增多，且已广泛覆盖线上、线下多个领域，包括家电、
家装、旅游、美食、教育、医美等行业，实现平台、场景、用户三者无缝衔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深度应用，则有效优化消费金融服务流程，提高风控能力，降低产品风险定价，大大提高消费金融的灵活性和便利性，有效降低社会交易成本。
与此同时，大型互联网企业通过控制线上流量入口，与金融机构进行激烈争夺，导致商业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获客成本持续上升、客群不断下沉。部分小贷公司、网络平台等承接消费金融的末端客群，但随着监管政策收紧，竞争优势不大。
此外，部分信托公司、商业保理公司也以曲线的方式进入消费金融市场。
从“强刺激”到“强信心”
胡双表示，《意见》多次强调“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但更深层的含义在于“增强居民消费信心”——这是当前消费复苏最大的“隐形约束”。无论是推动居民就业增收、提高财产性收入，还是通过中长期资金入市稳定市场预期，其背后都是政策层面对家庭部门“资产-负债-预期”三重结构的系统性修复。
提振消费，归根到底要回到居民“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的心理与行为激励逻辑。这需要金融政策与宏观调控协同，更需要建立在真实、透明、可预测的经济环境之上。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青年研究员石少卿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时表示，《意见》通过多措并举，旨在激发消费潜力，扩大内需，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首先，政策从增强消费能力、扩大消费领域金融供给等方面入手，通过降低融资成本、优化消费环境等措施，激发居民消费意愿，释放消费潜力。其次，政策聚焦服务消费重点领域，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产业升级和消费模式创新，为消费领域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此外，政策还强调加强基础金融服务，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体验，为消费增长提供有力保障。总之，该政策以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为目标，通过金融手段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不仅有助于稳定经济增长，还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胡双认为《意见》的前瞻性不仅在“19项举措”的政策广度，更在其释放的改革信号：未来的消费金融，将不再是传统银行的“延伸业务”，而是数字时代重塑消费结构、释放内需潜能的系统工程。
推动金融与消费“深度耦合”，需要数据、科技、资本、制度四位一体。这不仅是一次金融供给侧的升级，也将是中国新一轮消费升级的底层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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