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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权责 完善国资监管须从管资本着手

作者: wy 发表时间:2018-06-08 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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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这意味着未来国资监管体制的重大变革。
  逐利是资本最一般的属性,但我国的国有资本还具有价值取向和收益归属的特殊要求。通过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区别对待出资人和经营者的价值取向,有利于解决国有企业目前面临的盈利性使命与公共政策性使命的诉求冲突。但实际操作中,如何厘清管资本的权责边界,如何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如何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如何设计具体改革方案和政策,争论不绝于耳。
  在由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中国政协报联合举办的“国企改革进行时——共识与务实”研讨会上,这场争论异常激烈。
  国资管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资产所有者管理好资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民企是这样,外资是这样,全民所有由政府代为管理的国有资产更应该是这样,问题的关键是怎样管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甘肃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石军表示,国资国企改革当中,国有资产的管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强化,不能弱化。
  石军建议,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应该强化国有资产管理这条主线,紧紧盯住保值增值这一目标,进行大胆探索:
  大胆行使国资管理权,既要切实减少对国企经营的干预,努力解决管得过死的问题,也要切实加大管理力度,大胆地管好和用好国有资产。但是绝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国有资产的管理。
  积极创新国资管理的模式,形成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管理体系。从管企业转到管资本,就是管好两头,放开中间。管好两头就是管好国有资产的战略方向和投资方向,以及企业运行的监管。放开中间就是放开企业经营权,真正让企业自主地经营。
  营造良好国企管理环境。一要积极培育职业经理人市场,建立庞大的企业家队伍,二要健全完善国资管理法律制度,保障国有资产神圣不可侵犯,建立健全国资监管机制,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客观认识国资监管权力边界
  亲历了现有国资监管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的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国资委原副主任邵宁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说明国资委在工作中出现了管得过多过细的问题,意在提醒国资委应该注意自身的权力边界。
  邵宁认为,这一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国资委组建之初,并没有完全按照一个专业机构进行组建,相当一部分参与组建的机构和人员并不是搞企业工作的,甚至不是搞经济工作的。不是搞经济工作的人工作中就很难把握行为界限,所以越位很难避免。
  同时,国企是背负着一堆包袱进入市场的,比如体制问题、机制问题、结构问题、社会负担问题、职工观念问题。当时的国有资产上附着冗员、社会职能和大集体等问题,资源配置的效率很差。所以当时国资管理部门的首要任务不是管理资本——况且当时的国有资本也不能流动、变现,而是推动改革、调整结构、解决问题、维护稳定为主。
  只有当这些问题基本都解决完,而且企业整体上市之后才具备管资本的条件。管资本不难,难在把国有资产变为国有资本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整个改革的过程。
  邵宁表示,目前国有企业的各类问题已经大大减少,但是并没有解决完。所以现在单纯的管资本对于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既要有能力管资本,也要有能力推进改革、调整结构、解决问题、维护稳定,实际是为最终管资本创造条件。
  改革成功标志就是政企分开
  “以管资本为主去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是这一轮国企改革的最大亮点,而衡量这一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志就是是否做到政企分开。”著名经济学家、全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华生表示,尽管现在关于混合所有制的讨论很多,但实际上混合所有制并不是一个新鲜议题,与股份制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在这方面中国已经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的亮点,就是提出了要以管资本为主去加强国有资产管理。”
  华生表示,在此前的管人、管事、管资产的监管模式下,企业要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而没有被管死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附加的条条框框太多。
  华生认为,阻碍国资国企改革不能前进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以国企领导的薪酬待遇为例,华生表示,按照政府的标准,国企负责人比政府官员同一个级别的工资高了5~8倍,当然官员心理很不平衡。但是与同等规模的民企相比,对方高管的工资又是国有企业的10~50倍。“比如,工商银行招聘一个副行长,市场化人才的话没有上千万,招聘的都是三流人才,拿上千万的人跟我们拿几万块钱的人在一起工作谁领导谁?怎么合作?”
  华生认为,把政和企混在一起,国企就不可能搞好。“这次改革成功的标志就是能不能实现政企分开。”
  问题导向设计国资管理体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企业所原所长陈小洪认为,应该从解决中国国有企业诸多问题的角度出发来设计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真正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企业发展。
  陈小洪表示,现代企业制度包含四个基本制度,一是组织体制制度,二是股权制度、资本制度,三是治理结构制度,四是法律制度。“在这四个方面,现在都存在问题。”
  陈小洪进一步表示,组织体制制度方面突出的问题是层级过多,以及过分多元化带来的是没有协同的管理架构;产业链制度当中突出的问题包括国有股一股独大,更严重的是母公司国有独资,子公司上市。治理制度方面的问题很多,包括管理层和董事会关系,以及党在国有企业怎么发挥作用。这三方面都有结构性问题,最后都会和法律制度发生关系。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问题导向进行国资管理体制的顶层设计。
  设计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方案,陈小洪认为第一要搞清方向,“这些国有企业需不需要解决结构问题,家底如何、发展前景如何,这样才能决定怎么调整。”
  二是将来谁持股,或者有一部分资产分离出去,谁接盘,持股机构、接盘机构怎么定位,是一个财务公司,还是一个政策职能公司,都要说清楚。而且这不是人为的,是要具备条件的。没有条件的设计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三要把机构规则设计出来,国家所有权政策、产权交易规则等,必须要研究实施方案、路径,具备不具备这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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