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报 吴晨 王珊珊
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全国部分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简称“批复”）。批复称，同意自即日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江苏苏南重点城市、浙江杭甬温、安徽合肥都市圈、福建福厦泉、河南郑州市、湖南长株潭、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重庆市、四川成都市等全国十大区域，开展为期2年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
这片“改革试验田”经济总量庞大，约占全国GDP的28%，其探索实践旨在为全国破除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探路”，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注入强劲动能。
批复明确指出，试点将以深化要素协同配置、探索新型要素配置方式为核心任务，着力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所副研究员张铭慎指出，数据、空天、深海、频谱、绿色能源等任何一个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背后，都可能孕育出十几个庞大的新产业新赛道。这场深刻变革，不仅将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更将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资产估值模式与投资逻辑，为中国经济释放无限潜力。
战略布局揭晓：十地试点勾勒中国要素改革“全景图”
国务院一纸批复，为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划定了关键的“试验田”。这十个试点并非简单的地理分布，而是一幅经过精密构思的“战略全景图”。从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化前沿到安徽合肥的科创内陆腹地，从成渝的双城经济圈到长株潭的跨市协同，每个区域都承载着独特的使命。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周平录告诉中国工业报，从战略考量来看，国务院选择这十个区域开展试点，体现了三个层面的布局：一是服务国家战略，北京城市副中心、粤港澳大湾区、重庆、成都分别对应京津冀、粤港澳、成渝三大战略性区域，承担增长极和枢纽功能；二是突出区域特征，苏南、杭甬温、合肥都市圈分别以制造业融合、数字经济与外贸开放、新兴产业集聚见长，为改革提供多样化场景；三是强化区域协调，郑州和长株潭作为中部代表，承接产业转移、推动要素合理流动，体现城乡与区域平衡发展的导向。
“这十个试点区域经济总量超全国四分之一，发展基础优、影响力大。”常信科技CEO葛林波对中国工业报表示，它们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等重大战略区，兼顾东中西部，能破解区域要素流动难题，疏通城市群内及跨区域流动堵点。北京城市副中心侧重政策、科技、人才；苏南重点城市以资本、技术、产业融合为特色；浙江杭甬温突出数字要素；安徽合肥都市圈聚焦科创；福建福厦泉借助侨资、产业、贸易；河南郑州市靠交通物流带动；湖南长株潭强调产业协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多元要素集聚；重庆属综合要素型；成都以消费要素引领。各地依据自身优势，形成特色发展模式，推动区域经济特色化、高效化发展。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高政扬对中国工业报指出，在要素类型上，试点既涵盖劳动力、土地等传统要素，也包含数据、算力等新型要素。这些要素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改革探索的试验田。通过这些区域的试点，有助于完善要素市场制度与规则体系，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周平录进一步分析，从改革模式来看，这些区域也展现出三种类型：一是战略核心区，在制度创新和要素协同上发挥引领作用；二是产业优势区，依托制造业、新兴产业和民营经济，探索“技术—资本—产业”联动机制；三是协同发展区，通过土地、劳动力、科技金融等要素的集约配置，促进跨区域要素畅通。由此，试点能够在传统与新型要素并重的框架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为全国市场化改革提供实践样本。
突破深水区：从“机制破壁”到“要素创新”的双重革命
与过去单项推进的改革不同，此次综合改革试点是一场“双重革命”。其最大突破在于“综合”二字：它不仅要攻克“机制破壁”的旧关隘——打破行政壁垒、改革户籍制度、统一行业标准，更深层次的是开启“要素创新”的新征程。数据如何确权定价？空天资源如何商业化？绿色能源如何交易？这些新型要素的配置规则几乎从零建起。本次试点正是要通过实践，回答这些前沿问题，其核心任务是构建一套适应数字时代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全新的要素市场制度与规则体系。
“如果与过去的要素市场改革相比，这一轮综合改革试点确实展现出新的突破点。”周平录表示，首先，它不仅强调“机制破壁”，更突出“要素创新”。过去的改革主要聚焦于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的流动，比如推进城乡建设用地统一市场或优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式。而这次试点在继续打通这些环节的同时，将数据、技术、环境要素等新型要素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改革的内涵从单纯“清理障碍”拓展到了“开辟新源”。
其次，它更加注重制度集成与区域协同。以综合改革试点为抓手，这次改革将技术、土地、人才、资本、数据等要素统筹推进，同时选择的十个试点区域均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强调跨要素、跨区域的协同效应。可以说，本轮改革的核心创新在于——从“破壁”走向“赋能”。不仅消除旧有制度壁垒，更通过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激发新质生产力，这也是与以往改革显著不同之处。
深圳东风环境有限公司副总裁胡双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时同样表示，相较以往，这一轮综合改革试点更突出了数据、技术、绿色资源等新型要素的制度化安排。以前更多强调“流动”，现在更强调“定价与交易规则”，例如数据确权、资产化、跨境流动合规。以前更偏向土地、劳动力，现在则把知识产权质押、科技保险、数据资产评估纳入核心内容，体现出“机制破壁+要素创新”的双重突破。
协同与公平：破解跨区壁垒，构建企业参与新范式
“跨行政区协同”是此次试点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也是避免形成新壁垒的关键。对于长株潭、福厦泉等都市圈，建立有效的协同机制需要超越传统的地方GDP竞赛思维，探索设立跨区域的要素市场管理机构和利益分享机制。
周平录认为，长株潭、福厦泉、粤港澳大湾区这些跨城市试点，最大的共同挑战是如何突破行政边界，实现要素真正畅通，而不是形成新的“小圈子”壁垒。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统一规则与制度，在土地审批、人才认定、数据管理等关键环节建立兼容标准，确保区域内的市场准入和交易规则一致。其次，应当设立跨区域协调平台，如跨市长联席会议或省级牵头机构，为利益分配和指标考核等问题提供制度化协商渠道，避免碎片化和短期行为。
同时，还要推动公共服务同城化，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实现标准统一，使人才和劳动力流动不再受限；并进一步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通信息平台、交通网络等关键环节，提升要素跨区流动的便利度。只有这四个方面协同推进，才能在这些跨城试点区域内构建起“无缝衔接”的要素市场环境，既发挥整体规模效应，又有效避免新的行政壁垒。
“跨城市试点区域可依据城市产业优势规划协同发展，避免同质化。还可建立利益共享与补偿机制，对要素流动受损城市给予财政或政策支持。”葛林波说。
胡双表示，跨行政区协同是试点成败的关键。若机制不到位，可能出现“行政边界替代市场边界”的新壁垒。他认为可以从三方面着力，一是统一规则，建立跨市统一的要素流动标准与负面清单，例如统一人才落户标准、数据流通合规要求。二是数字化治理，依托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要素跨城流动情况，形成动态调节与容错机制。三是市场驱动，推动区域共同设立要素交易所或统一的金融服务平台，用市场机制倒逼地方打破“小圈子”。
与此同时，改革的成功离不开市场主体的深度参与。如何确保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不仅能公平地进入市场，更能参与到数据等新要素的规则制定和交易实践中？
周平录建议，企业在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应主动发挥作用，成为规则制定和交易实践的重要力量。首先，企业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商会和产业联盟参与制度设计，为新兴要素如数据、绿色资源提供实践经验参考。其次，企业在交易实践中应积极探索，参与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的试点交易，积累操作经验。最后，企业还可以推动建设专业化交易平台，将实践经验反馈给制度完善，形成良性循环。
在保障市场公平性方面，周平录认为应采取多方协同策略。第一，政府需建立透明规则和统一监管框架，维护交易秩序。第二，企业自身应遵守契约精神和合规要求，推动健康市场环境。第三，政府与企业应形成互动机制，使市场规则更贴近实际需求，增强公平性和效率，从而释放改革潜力和积极效益。
风险与机遇：企业估值逻辑生变，改革注入经济新动能
任何一场深层次改革都伴随着风险与机遇。周平录指出，在推动要素自由流动和打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过程中，会面临诸多阻力与风险。
阻力方面，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固化是最大挑战。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核心在于打破行政区划和条块分割，但这往往触及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财政收入、人才政策等方面的既得利益。此外，制度磨合成本也不可低估，例如数据要素流通涉及隐私保护和安全监管，人才跨区域流动需要社保、教育、医疗等配套制度的衔接，这些都难以在短期内统一。
风险方面，一是市场波动风险，如果土地、资本、数据等要素市场化后缺乏有效监管，容易引发投机甚至新的不公平竞争；二是社会预期管理风险，改革过程中部分群体短期内感受到利益受损，可能产生舆论压力和政策调整的不确定性。
针对这些问题，建立容错和纠偏机制尤为关键。
胡双表示，容错纠偏机制的关键在于：一是政策沙盒，允许在局部范围内先试后评，及时止损。二是容错免责，对探索性改革的地方政府和企业，设立明确免责边界。三是数据化评估，用实时指标监控改革效果，避免经验主义决策。
周平录则认为可以从三个方向着手：一是建立试点风险预警与动态评估机制，一旦发现改革措施引发市场过度波动，可及时调整；二是强化中央与地方的责任分担与激励机制，通过设立过渡期政策、专项转移支付或考核豁免，化解地方在利益再分配中的顾虑；三是完善容错免责机制，对试点中敢于探索但因客观原因出现偏差的干部和地方，应明确免责边界，鼓励创新而非裹足不前。总的来说，改革必然触及深层利益格局，但只要在顶层设计上留有余地，既敢闯又能纠偏，就能够确保要素市场化改革在平稳中持续取得突破。
另一方面，这场改革正深刻重塑企业的价值内核。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尤其是在数据等新型要素的定价和交易机制逐步完善之后，必然会对企业的资产估值和投资逻辑产生深远影响。”周平录表示，首先，企业的资产结构将被重新定义。过去的估值更多依赖有形资产、现金流和传统财务指标，而数据、算法、平台流量等“软资源”难以在资产负债表中准确体现。随着数据要素进入市场化定价体系，这些资源将逐渐转化为“可度量、可交易”的资产，无形资产比重和市场价值都可能迎来系统性重估。其次，投资逻辑将更加注重要素组合效率。在传统投资框架中，资本更关注规模扩张和财务回报；而在新型要素主导的环境下，投资者会更加关注企业如何有效整合数据、技术与人才资源，形成独特竞争优势，投资逻辑由“重资本、重产能”转向“重要素整合、重创新能力”。
天娱数科首席数据官吴邦毅进一步对中国工业报表示，数据资产的价值不仅局限于初始应用领域，其跨场景复用能力正在打破传统投资的行业边界。过去被认为仅适用于科研领域的数据，通过技术适配可能延伸至教育、工业等多个领域，价值呈乘数效应增长。投资者会更关注企业数据的跨界应用潜力，这种能力越强的企业，越能吸引跨行业投资机构的关注。
同时，估值波动性与监管挑战也将增加。周平录认为，数据等新型要素的定价尚处探索阶段，不同场景和算法可能带来巨大差异，使企业估值更加敏感和动态化。这也要求金融监管、会计准则和风险控制体系尽快跟进，防止“虚高估值”或“数据泡沫”。
从长远看，要素市场化改革不仅改变资源配置方式，更重塑企业价值认知体系，推动资本市场从“看资产”逐渐转向“看要素”，对企业、投资者乃至监管者而言，都是一场深层次的理念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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