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报记者 吴晨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2025—2026年稳增长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为未来两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划定了清晰路径。《行动方案》不仅提出了“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7%”的预期目标，更直面行业“内卷”竞争、底层技术短板等深层问题，系统部署了从技术创新、生态构建到市场开拓的全链条举措。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行动方案》特别强调“强化与投资、金融政策联动”。这一信号表明，新一轮稳增长行动将不再是单一的产业政策，而是与金融财政政策协同发力的“组合拳”，旨在为集成电路、先进计算、光伏革新等重大项目和前沿技术攻关引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为产业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新政将如何破解“内卷”困局？又将如何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支持科技创新？
依法治理光伏“内卷” 引导产能有序布局
关于光伏、锂电池等新能源产业，《行动方案》特别指出要“依法治理光伏等产品低价竞争”，破除“内卷式”竞争。
远东资信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张林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时指出，反内卷政策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运行而言极为重要，破除低价竞争不仅是改善企业利润空间的重要举措，还是实现供需良性循环的重要抓手，也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避免各地同质化投资与重复建设的重要抓手。
知名商业顾问、企业战略专家霍虹屹告诉中国工业报，这背后其实是中国制造业升级必须跨过的一道坎。光伏产业的快速扩张曾经依赖于规模驱动和价格竞争，但长期低价会压缩研发投入空间，损害行业可持续性。因此，“依法治理”更多是针对恶性价格战的纠偏，而不是要全面管控市场价格。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建设，把“底线”划清，比如产品质量、能效标准、绿色认证等，把门槛从价格竞争转向技术和品质竞争。与此同时，政策不能替代市场，而是要用制度托起合理的市场秩序，让真正有技术、有创新的企业脱颖而出。这样既避免行业陷入“劣币驱逐良币”，也为企业在国际市场中赢得议价权创造条件。换句话说，是把竞争重心从“拼价格”引导到“拼价值”。
“这预示着未来可能加强价格监管和市场准入规范。”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青年研究员石少卿告诉中国工业报，方案已要求引导地方有序布局光伏、锂电池产业，梳理产能情况，避免盲目扩张导致的恶性竞争。
石少卿表示，相关部门应平衡“依法治理”与“市场主导”之间的关系，确保行业既能高质量发展又不扼杀创新活力，这需注意把握三方面：一是依法治理应聚焦维护公平竞争环境，如打击低于成本的倾销行为，而非直接干预定价；二是通过标准体系（如能耗、技术指标）引导产业升级，而非行政指令限制发展；三是强化政策协同，如结合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机制优化，通过市场化手段促进优胜劣汰。
张林认为，反内卷政策重要，并不意味着反内卷政策将以运动式治理的方式展开，“依法治理”本身表明反内卷政策虽然全面深入，但依然会以合理有序的方式展开。
从合理的角度而言，以低价格甚至低于成本价格的产销活动本身就需要价格监管。从微观视角来看，当一个企业的利润率非常稀薄时，往往要通过扩大生产和销量来实现薄利多销，实际上这会进一步放大供需失衡的矛盾，所以更严格的价格监管是合理的。
从有序的角度而言，为了平衡依法治理和市场主导，市场准入的标准或主要通过行业协会和行业自律来实现，通过行业竞争规律形成产品技术标准与质量层面的共识，倒逼落后产能逐步退出市场。
“除了价格监管和市场准入之外，还需要鼓励企业间的资产重组与兼并，进一步优化存量产能的供给方式和供给结构。”张林表示，这些措施是在依法治理的框架下推动实现市场出清，不仅有利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导向，还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强化金融政策联动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行动方案》提出要“强化与投资、金融、安全等政策联动，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在金融层面，应如何引导金融机构为集成电路、先进计算、光伏技术改造等关键领域的重大项目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
“金融的作用不仅是输血，更是赋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特点是研发周期长、投入高、风险大，因此常规的短期贷款并不适用。”霍虹屹表示，可以预见，未来会有两方面的探索：一是建立面向关键技术攻关的专属信贷与基金工具，例如政策性银行提供长期贷款，产业基金设立专项池，优先投向高端芯片、新型显示、先进光伏等领域；二是推动绿色金融与产业转型结合，把能效高、碳排低的项目纳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支持范围。这样既能缓解企业在初期的资金压力，又能通过金融手段加速全行业的绿色转型。对于企业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自身发展规划与政策性金融产品对接，把融资能力转化为长期竞争力。
石少卿表示，《行动方案》旨在通过金融手段为电子信息制造业关键领域提供长期稳定支持。结合七部门此前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的指导意见》，金融支持措施应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引导银行加大对集成电路、先进计算等领域的信贷投放，可能配套专项信贷额度或贴息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二是鼓励产业基金聚焦重大项目，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支持光伏技术改造等绿色转型项目，推动产能优化和技术升级；三是发展绿色金融产品，如绿色债券、碳中和贷款等，支持产业低碳化发展，此前政策已明确要求金融机构提升绿色金融服务“含绿量”，助力高碳产业绿色转型。
在张林看来，金融支持关键领域科技创新与重大项目落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同的金融部门与金融工具具有异质性，比如传统信贷要考虑到负债端的安全性（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储蓄），所以需要满足巴塞尔协会关于银行机构的监管要求，这就带来信贷资金对于前沿领域特别是新兴科技领域的支持存在灵活性上的不足。
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发挥债市科技板的作用，打通股、债、贷之间的金融工具连通，支持债券工具条款更加灵活，持续撬动股权投资机构和金融机构为关键领域和重大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今年1至8月科创债发行规模已经超过1.3万亿，年内科创债发行额有望达到约２万亿；另一方面，需要继续完善从天使投资到公司上市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融资方和投资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推动资本和技术之间的良性循环。
张林强调，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角度来看，近年来央行先后创设了科技创新再贷款、设备更新改造再贷款等政策工具支持金融体系对特定领域加大支持力度，也已经将支持产业绿色转型纳入其中。后续来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还会围绕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发力，在重点领域推动智能化、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
此外，石少卿进一步指出，政策联动还应体现在风险分担机制上，可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保险机构合作等方式，降低金融机构对前沿技术项目的风险顾虑。整体来看，金融支持将兼顾“定向滴灌”与市场化原则，既避免过度干预，又确保资金精准流向关键领域，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构建容错机制 形成可持续生态系统
《行动方案》支持“全固态电池”、“三维异构集成芯片”等前沿技术的基础研究。这些领域虽然前景广阔，但存在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的特征。
霍虹屹表示，前沿技术的探索本质上是“九死一生”，但一旦成功将重塑产业格局。政府的责任，不是替科研人员选择哪条技术路线，而是要提供一种“容错土壤”。这包括建立失败容忍的科研资助机制，对真正面向未来的探索项目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即使短期内没有成果，也能维持研究团队的持续投入。同时，可以通过多元化基金和分阶段评估来分散风险——早期鼓励多路线并行，中期基于阶段性成果筛选重点，后期形成应用转化支持。
石少卿同样建议，参考各地实践，政府可从三方面构建容错机制：一是区分因探索失败与违规操作，对符合条件的项目予以免责，降低科研人员的顾虑；二是设立专项风险补偿基金，对未达预期但合规的研发项目提供部分资金补偿，分担企业风险；三是建立动态评估体系，通过阶段性技术指标（如全固态电池能量密度、芯片良率）监测进展，及时调整资源投入，避免路线锁定风险。
“防范技术路线风险需兼顾前瞻性与灵活性”。石少卿指出，一方面，依托专家智库对多技术路线并行评估，避免单一路径依赖；另一方面，通过“揭榜挂帅”等机制引入竞争性研发，促进技术迭代。此外，可借鉴北京未来产业政策，建立“研发—中试—产业化”全链条支持，对阶段性成果给予奖励，形成风险与收益平衡的创新生态。最终目标是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环境，推动高风险技术突破。
在防范风险方面，霍虹屹则认为关键是要引入透明的评估标准和国际化的同行评审，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在单一方向。对于企业和科研机构而言，敢于投入高风险创新，意味着要有长期主义的心态，也需要一个能够分担不确定性的制度环境。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未来技术赛道上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行动方案》还强调要打造“以跨平台计算框架为核心的计算生态”并提升“产业生态主导地位”。对此，霍虹屹指出，要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中脱颖而出，核心在于建立一个既开放又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开放意味着标准的透明和接口的共享，能吸引更多上下游加入；自主则是要把关键环节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软硬件协同的突破，离不开联合创新机制，政府应牵头企业和科研机构共同建设协同攻关平台，围绕操作系统、芯片架构、人工智能算力等关键领域展开长期合作。
同时，通过开源框架推动不同厂商之间的兼容性，建立标准化的测试认证体系，确保应用和硬件能够跨平台运行。这种模式既能降低创新的边际成本，也能在生态开放的同时，保证产业链的自主性与安全性。
“真正的竞争力，不仅在技术本身，更在于能否形成一个充满活力、可持续迭代的生态系统。”霍虹屹说。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