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业报记者 左宗鑫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它们是“三十取一”的“尖子生”，“总成绩”甚至超过部分省会及地级市。
它们就是“千亿县”。
近日，赛迪顾问发布的报告显示，2024年，全国新增3个千亿县，总数达到62个。这些千亿县以全国1.3%的陆地总面积，贡献了全国7.8%的GDP，GDP总量达10.5万亿元，同比提升0.2个百分点。
“县域经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近年来不断发展壮大，千亿县阵容持续扩容，在全国经济格局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农文旅产业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袁帅表示，它们的崛起不仅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还增强了经济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
全国经济格局重要增长极
“千亿县”可谓是2844个全国县级行政区中特别的存在。数据显示，过去三年时间里，千亿县分别增长10个、5个、3个，千亿县阵容持续扩容。截至目前，62个千亿县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15个省份，其中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分别达22个、11个、6个、6个，堪称千亿县“收割机”。
而从千亿县阵容来看，山东滕州、安徽长丰、江苏新沂，在寂寂无名的后备军团中杀出重围，摇身一变成为风光无两的千亿县。
长丰县2024年实现GDP1038.6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6%，高于全市4.5个百分点。长丰县成为肥西县之后，安徽第二个GDP千亿县。2021年7月，比亚迪项目落户合肥市下辖的长丰县下塘镇。随着项目的开工、投产，以及龙头企业带动的产业链发展，长丰县的经济实现突飞猛进。2024年，长丰县比亚迪整车产量95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稳居全国县域第一。
至此，中部地区的千亿县也增至8个，从城市空间分布来看，中部地区的8个GDP千亿县中，有7个是省会下辖的县域。
除长丰之外，滕州市2024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1039.30亿元，增长6.0%。新沂市2024年GDP1026.64亿元，同比增长8.3%。
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看来，千亿县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具有经济增长新引擎、产业创新示范地、城乡融合先行区等角色定位。
首先，千亿县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全国经济格局中成为重要的增长极。它们以较高的经济增速为全国经济增长贡献力量，如一些千亿县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实现了产值的快速增长，带动了区域经济的繁荣。
其次，千亿县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往往注重创新驱动，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它们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走在前列，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模式。
最后，千亿县在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具有示范作用。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措施，实现了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缩小了城乡差距。
除此之外，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千亿县的经济辐射作用可以带动周边县域的发展，形成产业协同发展的格局。王鹏表示，通过产业转移、技术溢出等方式，促进周边地区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同时，千亿县的发展有助于优化区域经济结构，提高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它们的发展可以引导资源向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集聚，推动区域经济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王鹏表示，千亿县在不同地区的分布，还有助于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中西部地区千亿县的发展，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快速增长，提升区域整体发展水平。
千亿县发展需警惕“马太效应”
县域经济不仅是经济大循环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更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堪称“尖子生”扎堆的“强化班”，苏浙皖三省在62个千亿县中占35席。值得注意的是，与安徽此前数年都由肥西县“独当一面”不同，因安徽长丰县入围，安徽千亿县变为2个；江苏、浙江分别为22个、11个，包揽全国千亿县的五成，也是千亿县密度最高的区域，在各省份中居前两位。
“江浙地区千亿县密度最高，这反映了江浙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县域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区域发展规律。这种集中度可能会导致区域发展资源的‘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中国企业资本联盟理事长柏文喜认为，但是，其他地区可以通过学习江浙地区的成功经验，推动自身县域经济的发展，提高市场化程度，优化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从而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王鹏建议，其他地区可以培育产业集群。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培育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加强产业园区建设，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提高产业集聚度。此外，加强开放合作。积极融入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加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加强与国内外先进地区的交流合作，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争取政策支持。积极争取上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投入。制定适合本地发展的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人才入驻。而在江浙身后，福建、山东近年来也在不断收割千亿县。
晋江是福建县域经济的领头羊，已经连续30年经济总量位居全省首位，连续21年跻身全国县域经济前十，“用占全省1/200的土地创造了占全省1/16的地区生产总值”。
山东的千亿县也扩容至6个，包括胶州、龙口、邹城、寿光、荣成和滕州。更为重要的是，山东正在千亿县后备军团中抢占先机。据赛迪顾问统计，2024年GDP超过900亿元的准“千亿县”数量达21个，其中山东拥有肥城、平度、招远、诸城四个，肥城GDP已经突破960亿元，距离千亿县仅有一步之遥。
2024年GDP超900亿元准“千亿县”
“对比来看，中西部省份若想突破江浙闽鲁的先发优势，需要注重自身优势产业的培育和引进，提高市场化程度和自主创新能力。同时，也需要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人才流入，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此外，中西部省份还可以通过加强与东部地区的合作和交流，学习借鉴东部地区的成功经验，提高自身的发展水平。”柏文喜表示。
袁帅则认为，在全国15个省份千亿县竞争中，中西部省份应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优势，通过实施“强县工程”等措施，推动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如湖北拥有5个准千亿县，可以通过复制长丰模式，在新能源、高端装备等赛道实现弯道超车。中西部省份还应加强与江浙闽鲁等发达地区的合作与交流，学习借鉴其先进经验和发展模式，推动自身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县域经济成各地重要发力点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补齐县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
实际上，年初以来，县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各地抢占新赛道的重要发力点。
黑龙江提出，聚焦县域经济发展突破年，因地制宜打造县域优势特色主导产业；湖北提出，深入实施强县工程，因地制宜培育根植性主导产业；陕西提出，推进县域园区提档升级，培育新增2个工业产值过百亿的园区；广东提出，推动出台县域经济振兴条例，做大做强县域特色经济和支柱产业，推动产业成链成群发展……显然，县域已经成为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舞台。
那么，地方政府在培育千亿县过程中，应如何精准制定政策并引入龙头企业打造“根植性主导产业”？
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郑磊认为，地方政府应从以下几方面精准制定政策：
一是基于县域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深入调研并确定适合的主导产业方向，确保所选产业具有发展潜力和市场竞争力，如长丰县凭借其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方面的区位和政策优势，积极布局相关产业。
二是出台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土地供应等优惠政策，吸引龙头企业入驻和项目落地。如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给予购置补贴、免征购置税等，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三是加大对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完善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硬件环境和人才支撑，增强对龙头企业的吸引力。
四是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提高政务服务效率，为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办事体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同时，在引入龙头企业打造“根植性主导产业”过程中，郑磊认为，地方政府应围绕确定的主导产业，筛选出在产业链中具有关键作用、技术实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的龙头企业作为招商目标，如长丰县引入比亚迪等新能源汽车领军企业；组建专业的招商团队，主动与目标企业对接，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为企业提供全程跟踪服务，协助解决项目落地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鼓励本地企业与龙头企业开展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打造产业集群；鼓励龙头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立研发机构，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郑磊提醒，地方政府在培育千亿县过程中，要注意平衡市场机制与政策引导。具体来看，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通过制定规划、政策等为产业发展指明方向，但不能过度干预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决策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
二是注重发展质量。避免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将发展质量放在首位。鼓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制定全面、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不仅考核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还要考核创新能力、环保水平、社会效益等指标，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发展观。
四是加强政策评估与调整。定期对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根据市场变化和产业发展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政策内容和方向，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千亿县要避免陷入“规模幻觉”
在全国县域版图上，昆山与江阴代表着天花板的高度。2024年，昆山、江阴GDP分别为5380.2亿元、5126.1亿元，跨过5000亿元大关，超过乌鲁木齐、兰州、呼和浩特等7个省会（首府）城市，接近太原与南宁。与此同时，2024年，GDP超3000亿元的县域达到了5个，即“苏南四小龙”（昆山、江阴、张家港和常熟），以及闽南的晋江。
从昆山和江阴的经济发展路径来看，昆山因外向型经济而崛起，江阴则依靠本土民企而壮大，前者贡献了江苏省14.5%的进出口总额，后者中国民企500强企业（12家）独占江苏省的13.48%。这或许也是其他地方县域经济可以借鉴的两个样本。
在王鹏看来，“昆山外向型经济模式”能够快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向型经济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产业升级和创新。但受国际经济形势和贸易政策的影响较大，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同时，外向型经济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度较高，可能会影响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而“江阴本土民企壮大模式”因本土民企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和经营策略。本土民企的发展可以带动当地就业和税收增长，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但需要注意的是，本土民企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资金短缺、技术瓶颈等问题。同时，本土民企之间的竞争也可能导致产业同质化现象严重，影响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柏文喜在接受采访过程时提醒，“当千亿县进入‘2000亿-5000亿’进阶阶段，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避免陷入‘规模幻觉’，因此，需要注重人均GDP与产业结构优化，将其作为新的考核标尺。”
王鹏也认为，一方面，千亿县应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避免盲目追求经济规模的扩张。另一方面，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明确发展方向和目标。在发展过程中，要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当千亿县进入“2000亿-5000亿”进阶阶段获，也将面临产业升级压力、资源环境约束、创新能力不足等挑战。”王鹏表示，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千亿县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压力，需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培育新兴产业，提高产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同时，经济规模的扩大会带来资源消耗和环境压力的增加。千亿县需要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共进。更为重要的是，在进阶阶段，千亿县需要依靠创新驱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然而，一些千亿县可能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需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
因此，王鹏也认为，人均GDP与产业结构优化应成为千亿县新的考核标尺。一方面，人均GDP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千亿县应注重提高人均GDP水平，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就业等方式，实现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步。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优化是千亿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应加大对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支持力度，提高服务业的比重，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腹地，从传统制造到数字赋能，千亿县通过产业升级、区域协同与创新驱动，不仅激活了县域经济的“一池春水”，更成为城乡融合的纽带，展现出“小县域撬动大循环”的独特优势。当这些县域之星以更开放的姿态嵌入全球创新链、以更包容的生态涵养中小微企业、以更智慧的治理重塑城乡关系，它们终将成为中国经济巨轮上最稳固的压舱石，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最生动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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