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这是陆铭第三次来京参加全国两会。作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经济学者，陆铭一直关注城乡发展的统筹协调问题以及土地政策问题。《大国大城》《空间的力量》等关于城乡区域发展的著作，就出自陆铭之手。
此次来京，陆铭带来了一份关于优化地方政府激励机制，以更好地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委员提案。“公平竞争审查在2024年8月1日向全国推广，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举措，但是各级地方政府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思想认识并不统一，行动上也缺乏激励，今年我从优化激励制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一些建议。”
在平日的调研中，陆铭发现现行考核体制并不利于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成。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是刚性的，投资也是刚性的，但由于土地出让收入的严重下滑，近年来实施的减税政策使新的消费税、房产税等税种尚未形成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替代。地方政府的支出还缺乏稳定可持续的财政收入作为支撑。“这就导致地方政府把加大投资，加大项目招商引资规模，作为增加短期地方政府本地增收的举措。即便是在人口净流出的地区，还在竭力做大投资和经济总量。”陆铭说。
另一个机制弊端，是现行的区划体制没能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需求，反而，传统的行政边界管辖体制束缚了统一大市场。“在现行体制之下，一个地方的发展规划和资源配置往往以行政管辖边界为界。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事实上需要与毗邻的中小城市一体化发展，建设成为都市圈，但在现实中，这些大城市已经形成了按照行政管辖边界配置建设用地指标和人口总量天花板的惯性。”陆铭发现，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最近一次公布的发展规划面向2035年，但制定的时间却是在十年前，即2015年前后，这十年中，国内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在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战略之下，新的趋势是：大城市以及其周边中小城市联合而成的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已经成为发挥规模经济，推动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都市圈这一概念被多次提及，国家发改委也已批复了14个都市圈，但都市圈的一体化发展一直受制于各地按照行政区划制定的城市规划，事实上存在着都市圈内不同城市之间的边界效应。”陆铭表示，都市圈的范围远超特大和超大城市，但缺乏相关人口、土地等具体的一体化配置方案，“有些措施落地时，与以城市行政管辖边界为单位的城市规划是冲突的。在北京、上海、南京这样的跨省都市圈中，尤其明显。”陆铭说。
今年全国两会，陆铭对解决上述问题提出了三条建议：
首先要改变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应该由中央政府形成对地方政府的监督，要求地方政府弱化对于GDP增长和税收增长的考核。陆铭建议：如果仍需保持GDP考核的话，也要在人口流出和人口流入的不同地区进行差别化的考核机制设置，既考虑GDP总量的增长，也考虑人均GDP的增长；越是人口流入多的地区越是加大GDP总量增长考核的权重，而在人口流出较多的地区则赋予人均GDP增长的更高权重。
其次，应该形成地方政府新的稳定的收入来源。加快形成按照经济实际发生地进行统计的制度建设，加快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逐步拓展消费税征收的范围，并把消费税过渡到普遍征收的零售税，使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更多能够反映本地人口数量和经济活动总量。“我还建议，随着消费税逐步增长，逐步调低增值税税率，直到消费税和所得税成为主要税种的时候，可以取消增值税。”陆铭还建议，对人口大量流出的地方，保障由上级政府转移支付来提供公共支出，转移支付应与当地常住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相挂钩，常住人口越多，外来人口越多，则转移支付越多，而常住人口越少，人口密度越低，转移支付在当地GDP和财政收入的占比应当越高。
陆铭的第三个建议是：超大和特大城市的都市圈应当尊重区域和城市的发展规律，从中央层面推进大城市为核心的半径大约在50-80公里的都市圈（大约一小时通勤圈）发展规划。“最重要的是在都市圈范围之内重新科学估计人口增长形势，并且在都市圈范围之内形成与人口增长挂钩的建设用地增长机制，以及一体化的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机制。”陆铭认为，应新增类似于美国MSA（大都市区统计）等口径的指标统计，鼓励城市群内城市间形成多类型的交流合作机制，在基础设施连通、公共服务互认的基础上，探索深层次的成本共担和利益共享机制。
“最后一点建议是，拓展公平竞争审查范围。”陆铭对中国工业报表示，2024年8月以来，中央推进公平竞争审查，有助于减少地方政府的分割市场行为。然而目前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一旦通过地方政府主导的基金来实施，就会要求被投企业返投本地。“我建议将公平竞争审查范围扩展到此类地方主导的投资行为，严格规定不能设置返投本地的要求。”陆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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