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报记者孟凡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作出系统部署。
《决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正处在有质量的高速增长期，未来五年“路线图”日前公布。7月31日，国务院发布《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突出以人为本，画出“路线图”、明确“时间表”，描绘出一幅未来五年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蓝图。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备表示，《行动计划》充分释放新型城镇化蕴藏的巨大内需潜力，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出协调推进潜力地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培育形成一批辐射带动力强的现代化都市圈。
并头向“新”发动机加速器联动
《决定》在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方面，强调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当前，我国经济总体呈现增长较快、结构优化、质效向好的特征，但也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等挑战。而畅通工农城乡循环是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增强我国经济韧性和战略纵深的重要方面，而城镇化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
《行动计划》强调，实施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行动，目的在于推动城镇化率低且人口规模大的地区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协同发展。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认为，建设新型城镇化具有综合效益。从内需角度来讲，它是投资、消费相结合的内需大平台，将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我国城镇化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后期，城镇化率增速将会有所放缓，但综合研究国内国际情况看，我国城镇化率仍有提升空间。”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高国力说。
实际上，我国城镇化发展已经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转为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由外延扩张式发展转为内涵提升式发展，由注重“有没有”转为注重“好不好”。专家认为，城镇化将为我国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提振需求释放巨大动能。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经说过，21世纪初期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个是新技术革命，另一个是中国的城市化。
多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累积了一些“顽疾”，某些地方政府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将城镇化简单等同于“造城运动”。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唐子来认为：“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城市发展存在一系列问题，共性问题可以归纳为：注重速度和规模，忽视质量和效益；注重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同一现代化过程的两个方面。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分析说，工业化和城镇化如果脱节会产生众多弊端：一是如果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将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和定居，抑制内需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会导致城市配套设施缺乏，出现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二是如果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城镇化进程缺乏产业支撑，会导致拉美国家的“过度城市化”现象，出现城市产业“空心化”和社会治安环境恶化等问题。
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发动机，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加速器。工业化是保障物质产品供给、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城镇化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
郑备认为，城镇化率低且人口规模大的地区大多位于中西部，是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要来源地，目前尚处在工业化进程中，大多产业发展还不充分，县城承载能力较弱。通过统筹推进产业发展和县城建设，以新型工业化发展带动城镇化水平提升还有很大潜力。
“特别是超大特大城市要聚焦核心功能定位，有序疏解非核心功能，周边中小城市要发挥比较优势，主动承接功能转移，与超大特大城市开展‘总部+基地’‘研发+生产’‘生产+服务’等产业协作。”郑备说。
协同升级变矛盾体为融合体
工业化与城镇化既是经济问题，又是社会问题，更是民生问题。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单靠经济政策或者社会政策是不够的，必须构建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政策系统，这主要包括经济政策、制度性政策、农村与农业政策、科技与人才政策、资源与环境政策、城镇发展政策等各个方面。
《决定》指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健全城市规划体系，引导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集约紧凑布局。深化城市建设、运营、治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
黄汉权分析，我国各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重要原因。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史表明，城镇化与工业化是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要坚持城镇化和工业化“两手抓”，促进两者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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