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30年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十年,重点区域的低碳转型进展尤为关键。6月20日,由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和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主办、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协办的“2024地方低碳转型研讨会”在京举行。WRI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方莉表示,从地方实践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探索务实的解决方案,可以为国家层面政策机制的持续完善提供多方位的参考。目前,“十四五”接近尾声,“十五五”前期研究陆续启动,在这个关键时间点上携手各界伙伴聚焦“地方低碳包容转型”,有助于在过去实践基础上深化与各地的合作,为加速地方转型提供多维度支持,为国家实现“双碳”目标贡献更多地方样本。
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为加快构建新型能源系统、打造绿色高端产业、催生新质生产力带来了内生动力。但是,地方低碳转型并非一蹴而就的事,需要系统性变革的思维来引领,需要勇于创新的实践精神,需要适度的容错机制。2023年,NRDC与WRI及地方合作伙伴联合启动了“地方低碳包容转型”项目,支持山东、山西、河南、内蒙古、四川、长三角、珠三角等能源生产和消费重点地区的能源转型和社会经济发展,通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能源转型和省间合作,为这些重点区域加速迈向碳中和打下坚实基础。
地方是低碳转型的主战场
我国经济总量大、水平低、不平衡,发展高度依赖能源的支撑。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原所长戴彦德认为,要深刻认识碳中和将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变革,目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超出了人们的预料。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达到3.05亿千瓦,占全国新增发电装机的82.7%。在工业领域,技术创新活跃,出现一大批流程再造、节能降碳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大宗高耗能产品产能增长出现拐点。
绿色发展是时代旋律,低碳转型是必由之路。《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提出,全领域转型即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加快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农业等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绿色科技创新,增强“美丽中国”建设的内生动力、创新活力。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夏祖义表示,地方是低碳转型的主战场,各地区应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优势特色,积极探索差异化低碳发展路径,这不仅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更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和交流。
但是,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全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地方面对诸多包容性挑战,包括经济发展如何与化石能源顺利脱钩、高碳产业转型如何取得资金支持、相关弱势群体的福祉如何在转型过程中得到保障等。夏祖义说,在推进“地方低碳包容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各方利益,从多角度实践,充分利用科技创新、政策引导、市场机制、国际合作等多元化手段,形成合力。同时,鼓励各地区勇于尝试,大胆创新,为全球低碳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双碳”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快速增长的主要贡献者,2023年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球可再生能源增量的6成左右,特别是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我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已经超过了煤电,成为发电装机主体电源。WRI北京代表处可持续转型中心研究员鹿璐表示,为了达成国际气候承诺,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转型时间短、任务重”的难题。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包容性转型尤为关键。目前,虽然我国尚未在气候政策中正式明确这一概念,但已有很多关注可持续发展的倡议和政策文件。例如,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发展概念都与包容、公正转型的原则和内核不谋而合。
戴彦德分析,“双碳”目标的提出,为加快构建新型能源系统、打造向绿向新的高端产业带来了内生动力,必定会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能源系统的清洁替代、产业部门的升级换代都需要大量投资,这将为我国经济带来持续中高速增长的机遇。对于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路径与举措:一是发展模式要“转”,二是供应模式要“换”,三是生产模式要“变”,四是消费模式要“减”,五是生活模式要“简”。
NRDC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洁清认为,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政策设计需要“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创新发展的“双重”作用,地方政府提出的目标任务、实施的路径措施关系着国家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和步伐。地方政府积极拥抱绿色发展的理念,探索适应本地实际的低碳转型道路,开展各类试点实践。比如,山西一直在积极推动非煤经济和新兴的产业的发展;内蒙古在大力发展新能源以及新能源产业,从而助力从传统产业顺利转型;河南省开展农村能源革命试点,为因地制宜创新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模式提供示范;河南兰考能源革命试点建设取得的成就意义非凡,实现能源从“远方来”到“身边取”。
“零碳”是地方转型发展的机遇所在
碳中和在全球已是大势所趋,这一进程将重构投资准则、国际贸易准则和国际关系,最终将改变既有的社会经济系统,重塑能源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潘家华表示,我国能源实现“转轨”脱离化石燃料,需要从生产到消费终端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零碳”产业体系。但是,“零碳”能源产业体系不可能集中在大城市,而是相对分散,特别是“零碳”能源的建立安装,只能是在农村、在地方,因此产生的效益、增加的就业也都在地方,这是地方转型发展的机遇所在。“无限风光在地方”,要将乡村重新界定为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和零碳能源的生产基地,农户通过安装风光发电设备而增加了经济收益,是民生福祉的改善,是地方低碳转型动力机制所在。
戴彦德认为,碳中和目标下新型能源系统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实现能源系统电力化、电力系统低碳化、低碳系统多元化、多元系统分布化、分布系统联网化、联网系统智慧化,要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一是以产品的能耗最高限额,加速落后产能的淘汰;二是以设备的最低能效标准,限制落后设备的生产;三是以能效领跑者制度,推动产业的升级换代,这样地方低碳转型才是真正由“坐而论道”到“坐而问道”。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模拟技术中心副主任张伟表示,2017年到2020年,我国北方“2+26”城市农村散煤治理改善了空气质量,河北保定、邯郸、衡水等城市承担了约40%的经济成本,却只获得了约20%的健康收益,承担较少治理成本的大城市如北京和天津却享受了更高比例的健康收益。未来,需要根据地方财政和居民收入,动态调整中央和地方补贴,并建立跨区域补偿机制或农村清洁能源基金,对低收入地区提供补偿。同时,可融合屋顶光伏、自愿减排碳交易、乡村振兴等政策,降低农村居民清洁取暖成本,缓解弱势群体的成本压力。
山西的理念是“链式”发展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确保低碳转型公正性和包容性的重要政策导向,而构建一个气候友好型未来,低碳转型就是一个以人为本、负责任、具有包容性的发展进程。儿童投资基金会高级气候官员易杨忱子表示,公正转型是经济结构的重塑,是获得多样性发展路径和模式的积极探索。从全球层面看,公正转型并非新生事物,但每每提及总是难免消极叙事,各方应该积极携手合作,用公正、能源和社会经济的协同发展引领整个发展的叙事体系。同时,省份和城市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者,应在公正转型的推动中发挥领导力,探索因地制宜的具体解决方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苒说,随着我国产业重心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到综合制造业再到服务业转型的转移,山西与全国产业循环的“朋友圈”关联度变弱,说明山西“一煤独大”的产业格局仍未改变。但是从政策上来讲,山西的理念是“链式”发展,政府出台以十大重点产业链为主的激励政策,促使形成从上游、中游到下游的完整业态,助力产业链“集成式”发展。如今,山西重点行业的“链式”发展已经初见规模,高端制造业、氢能、新能源汽车、第三代半导体等产业将成为山西新产业未来发展的几个重要窗口。
山西科城能源环境创新研究院交流中心主任李莹表示,山西省在煤炭转型过程中,政府和煤炭企业都有保障煤炭行业冗余人员安置的积极探索案例。比如,政府在多方面做了有益尝试,出台相关政策、明确相关资金来源等;企业通过建立创新创业平台、成立人力资源公司、发展非煤产业等措施,其中煤炭企业为煤炭工人提供了新的就业渠道。同时,金融机构提供相应保障,比如支持转型的金融工具创新、山西低碳和包容性农村发展、助力净零碳排放技能提升等。中国工业报记者注意到,作为传统资源依赖产业,山西焦化产业在去产能和提质的同时,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围绕焦炉煤气高效利用,逐步延伸“煤-焦-化-氢(气)”产业链条,向非煤经济转型。NRDC能源转型项目主管王佳认为,山西丰富的副产氢资源培育了氢能下游市场,氢冶炼、氢气重卡降碳效果初显。不过,山西目前“灰氢”只是转型的过渡性产业,需要抓住关键窗口期,加速从“灰氢”向“绿氢”过渡进程。(孟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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