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报记者 曹雅丽
当今生态环保和绿色能源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主线，面对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的种种挑战，生物质能的零碳属性，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能源供需矛盾、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在可再生能源实现跨越式发展过程中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稳步推进生物质能多元化开发”促使生物质能产业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然而行业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在近日召开的“第五届全球生物质能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上，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在当前全球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生物质能作为可再生能源家族的重要成员，其战略地位亟待提升。除了政策引导和扶持之外，更需要多方参与共治，共同营造有利于生物质能创新发展的环境，为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创造有利条件。
生物质能产业成可持续发展必然选择
生物质能作为一种重要的可再生能源，以其绿色、低碳、清洁的特点而备受瞩目，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实现我国3060目标中处于重要战略定位的一环。
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会长于彤表示，我国是全球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具备加快发展生物能源的有利条件，对城乡各类有机废物进行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利用，将对我国环境、能源和粮食安全发挥巨大作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推进生物质能源化利用和资源循环利用已经是我国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顾问杜祥琬表示，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达到15.16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51.9%。然而，已开发的可再生能源仅占技术可开发资源量的十分之一，这显示出我国在能源低碳转型方面拥有丰厚的资源基础。
“在可再生能源中，生物质能以其独特优势受到广泛关注。生物质能不仅来源广泛，包括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林业废弃物和生活垃圾等，而且具有多种利用形态，如固体成型燃料、液体燃料和气体燃料等。这些特性使得生物质能在未来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体系中，成为一支稳定、连续、易操作的基荷能源。”杜祥琬强调。
中国能源研究会特邀副理事长、国家能源局原总经济师郭智表示，近年来，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扶持下，我国的生物质能产业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果。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发电利用规模跨越式增长。截至2023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并网装机容量达4414万千瓦，较2013年增长4倍以上，其中农林生物质发电1688万千瓦，生活垃圾焚烧发电2577万千瓦，沼气发电149万千瓦。年发电量达1980亿千瓦时，可以满足2亿居民家庭生活用电。二是非电利用规模不断扩大。生物天然气、生物质清洁供暖和生物液体燃料产业已初具规模。初步统计，截至2023年底，全国生物天然气年产量达到了5亿立方米，生物质成型燃料年利用量约2000万吨，生物液体燃料年产量超过500万吨。
杜祥琬表示，国内外机构对生物质能的发展前景均持乐观态度。根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到2040年生物质发电可以占到60%到70%，供热可以占到15%-25%，到2060年，生物质能在全球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将达到17%。而在我国，生物质能的发展同样备受期待。根据《全球能源和气候展望》报告预测，到2030年，生物质能在我国终端能源的比重可达到10%。同样，其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也有巨大潜力。根据《3060零碳生物质能发展潜力蓝皮书》中预测，到2060年生物质能产业可为全社会贡献20亿吨的二氧化碳减排量。
行业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农业大国、生物质资源大国，农林废弃物、城乡污水垃圾等生物质资源丰富，推进生物质能源化利用、高值化利用、多元化利用，是加快推动有机废弃物综合利用的重要途径，不仅有利于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增加清洁能源供应、促进县域和农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而且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招投标协会会长、国家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原司长任树本表示。
“然而，我国跟全球生物质能各个领域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比如生物质发电，全球装机容量大概在1.5亿千瓦，中国是4400万千瓦，占到29%，这个数据还可以。但生物质天然气我国占比比较低，燃料乙醇占比也比较低，除了发电发展比较快，在非电领域都是落后于世界的，至少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是落后的，并且差距还挺大。”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兼生物质能产业分会秘书长张大勇指出。
此外，张大勇表示，近几年，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包括原有的商业模式不能够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大家只关注能源表面的价值而忽略生态环境价值即绿色价值；因为产业规模没有起来或者产业规模比较小，创新能力就比较弱，很多社会资本不太愿意进入这个领域；产业规模比较小时，一些体制机制等政策，包括产业体系都不太健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原院长、广东省科协主席陈勇也表示，我国生物质与国际主动型生物质不同，主要属于被动型生物质（主动型生物质，是人类为获取能源主动生产的生物质，可主控、可规划、可定量，包括含油能源植物、含糖/淀粉能源植物、含纤维素类能源植物、能源藻等；被动型生物质，是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或剩余物，难主控、难规划、难定量，包括林业废物、农业废物、畜禽粪污、农产品加工废物、生活垃圾、荒草等。），农林生物质废弃物数量大、涉及面广。农林废弃物资源量和GDP发展呈一种指数的关系，且数量仍在逐年递增、继续增长。其中含有碳氢氧氮磷，这些元素处理不当就会造成环境污染，处理得好就是能量元素和营养元素。
陈勇指出，当前生物质产业主要存在三类问题。第一，资源属性认识不清，缺少管理机制。第二，利用技术水平低，行业标准缺乏。第三，原料价格随意波动，缺少扶持政策。
对此，陈勇建议，要赋予被动型生物质能战略资源属性，纳入自然资源管理。要加强科技支撑，鼓励高值利用模式创新。要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强化政策激励与约束，建立产学研用合作机制。要规范定价机制，保障高效及时无害处置。建立合理的定价体系，强化政策激励与约束，完善市场化运作机制。
“生物质没有明确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机制，大大增加了生物质资源化利用企业的运营风险。价格是个根本问题，如果能解决整个瓶颈问题，生物质能未来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陈勇说。
多措并举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在推动生物质能发展的过程中，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是关键。目前，我国正积极研发和推广固体成型燃料技术、液体燃料技术和气化技术等，以提高生物质能的利用效率，扩大生物质能的产业规模。同时，生物质能技术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拓展，从传统的发电领域拓展到供热、生物基化学品制造等领域，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杜祥琬表示。
杜祥琬建议，要提高对生物质能的认识，提升生物质能在能源转型中的战略地位。生物质能是绿色、低碳、可再生能源，如仅是原始形态利用会有污染，但工业化的利用不会带来污染。生物质能是可多种形态利用的，稳定、可连续供应的能源。要认识到生物质能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以及气候效益（助力碳中和），应提升至风、光、地热一样的地位，制定发展战略。
“要把基础性工作做好。应做好生物质能的基础统计，摸清理顺生物质资源的数据，并形成几类典型的企业样板项目，便于其他企业参考学习。”杜祥琬表示。
杜祥琬建议，要改进技术、提升转化率，降低成本。在政策扶持下，通过技术创新改造，提升生物质能的转化效率，通过降本增效，来促进产业整体高质量发展。同时，采用多元全产业链的利用模式开发生物质能。通过能源化的综合高效利用模式、就近收集和加工的分布式利用模式、集中推进循环经济模式以及分散源到集中的工业加工全产业链模式作为样板，创新产业模式，健全输出体系，把分散的生物质和有集中度的工业加工手段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新的产业模式并且推广。
郭智表示，展望未来，为持续促进生物质能产业健康、高效发展角度，我们应进一步明确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的政策导向，多措并举提高产业附加值和经济性。他建议，明确生物质能在美丽乡村建没和农村能源革命的战略作用。扎实推动生物质能利用创新升级和多元化发展。加强与国际生物质能组织的交流与合作。
“要加强科技创新和研发。积极引进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提升我国生物质能产业竞争力，助力生物质能‘走出去’。要优化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政府层面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为生物质能产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生物质能产业链涵盖了收集、储存、运输、利用等多个环节。要加强产业链各环节的衔接和协同。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原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李庆瑞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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