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新三样”对外投资高潮迭起

　　卢锋指出，新世纪我国高科技产业对外投资进程可分三阶段观察。第一阶段是新世纪初年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一些成长最快的明星民营企业通过美欧及其它国家的海外并购和投资推进国际化战略引发广泛关注。第二阶段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到疫情暴发前十余年，全球资产价格回落的难得“扫货期”给我国对外投资提供难得机遇。第三阶段疫情期特别是近一年多来我国高科技投资出现两方面引人注目变化。一方面是手机和半导体等高科技行业中比较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经济活动通过OFDI向外转移。另一方面是新能源企业高科技对外投资新动向。

　　在我国高技术产业一般指研发投入大、产品附加值高、国际市场前景良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通常具备智力性、创新性、战略性和资源消耗少等特点，“新三样”对外投资高潮迭起是近年我国高科技产业对外投资突出特点之一。卢锋分析，以我国高科技部门对外投资历史形态为背景，“新三样”对外投资呈现一系列特征。一是对外投资的行业部门性质出现重要变化。二是对外投资方式和技术转移方向发生转变。三是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产业集群和供应链企业结伴出海的特点。四是国内产业崛起与大举对外投资间隔期大为缩短。五是新能源领域对外投资快速扩大但规模仍较有限。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领域高科技对外投资快速扩大虽可能伴随某些不利因素，然而总体看是我国在相关新兴产业初步确立领先优势基础上，因由开放经济规律性作用和机制性力量向外溢出进行全球布局的产物。这种在开放环境下由厂商受竞争规律驱动自发决策形成的新局面，对我国企业长期稳定获取国际市场相应份额具有必要性，对少数国家针对我国实施的“小院高墙”方针具有外围破局效果，有利于我国在与美西方经贸政策博弈中获取主动。

　　新能源汽车行业对外投资兴起虽看似突兀，然而其产生根源仍可从开放经济规律与行业特定发展阶段客观需要上得到理解。首先是存在规模效应与多重贸易摩擦因素背景下，企业通过对外投资争取更多国际市场具有经济合理性。其次是传统汽车强国在电动汽车领域急起直追，使得我国企业抓紧国外产能布局具有紧迫性。最后是东道国鼓励政策提供了边际激励作用，一些国家推出相关优惠政策吸引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但是，我国电动汽车崛起使得美西方实施对我高科技“去风险”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新能源汽车是具有战略制高点含义部门，因而基于所谓“去风险”方针自然要对来自我国的直接投资设卡堵截严加限制；然而另一方面正因为相关产业的特殊重要性，美西方国家又不能完全无视我国相关直接投资对其可能带来的行业促进作用。

　　卢锋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近来对外投资增长，是在国内相关领域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国内产销及出口爆发式增长基础上，现实行业领先优势通过企业群体主动选择向外溢出与重构行业布局的产物，体现了大国产业国际竞争的规律性和机制性作用。拓宽视角看，新动向是经济全球化“未死”的经验证据，同时也会反转产生维护和支撑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力量，从而有利于我国新兴大国和人类共同发展的根本利益，因而没必要过多受“肥水不流外人田”心态影响，由此担忧产业空心化也为时过早。

　　在政策选择上，我国有关部门可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风险防范信息服务。首先在美欧国家对华战略方针深度调整环境下不排除既定政策转变造成风险，有关部门有必要在系统研究基础上及时提供风险提示与合规指导，在企业遭遇不公正对待时酌情介入提供帮助。其次新能源汽车等高科技对外投资作为新现象，相关数据统计还存在“短板”，有关部门和行业机构应加强相关统计以便对形势发展给以追踪观察和动态评估，及时发现和适当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最后要未雨绸缪防范高科技OFDI替代效应可能派生的不利影响，国内需着力扩大内需扭转多年持续的经济下行压力，通过经济和收入强劲复苏促进消费并提振企业信心，使得我国企业国外与国内“两线”投资在良性互动基础上更加合理与更加可持续地展开。（孟凡君）

编辑：汪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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