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国各地出现了“拉闸限电”现象，实际上是运动式减排、运动式减碳的重要表现。10月31日，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在网易研究局撰文认为，各地“拉闸限电”表明我国减排和减碳长效机制是缺位的，以致于出现运动式减排、运动式减碳，确实是一个特别严肃的新的问题。
徐晋涛分析，如果不搞运动式减排、运动式减碳，那就需要寻找长效机制。第一个是法律环境，环保执法要有法可依、执法严明，并建立经济政策手段，比如碳交易、环境税、碳税等。第二是调动地方政府改善环境执法的积极性，同时要降低污染减排、温室气体减排的社会成本，其中碳税、环境税是最好的手段。
“拉闸限电”的原因是电价的问题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可以概括为从奇迹式增长向常规增长转型，奇迹式增长的特点就是生产要素价格管制，最终产品放开。现在电是特别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环保界在提倡所有最终能源都要电气化，所以电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如果电价长期管制的话，用电大户就会一直得到隐形补贴，但是这种生产模式早就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就像2021年的‘电荒’一样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徐晋涛表示。
实际上，我国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电荒”，而且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2021年，我国很多省都发生了“电荒”，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这一定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因，就是电价的问题。“煤炭价格已经基本上放开了，电价还在管制，所以一定会出现价格倒挂，最后就会出现供需严重脱节。”徐晋涛说。
徐晋涛强调，改革电价就是在推动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走向常规增长。如今，国务院允许电价浮动是个转折点，或许对我国能源结构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都有特别深远的意义。
“拉闸限电”的问题在于运动式环保
徐晋涛认为，我国提出 “双碳”目标原本对能源部门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有很强的抵触情绪。目前，“拉闸限电”的问题不在于“双碳”目标，问题在于运动式减排、运动式减碳。每次运动式减排、运动式减碳，第一是激化矛盾，导致大量企业被强行关闭，大量产能被强行停摆，大量产业工人短期失业。第二，就是效果不稳定，运动过后一般都会出现“报复式”排放增加，就是没有产生长期稳定的结果。
事实上，我国环境保护几乎都是运动式的，从90年代末期的1997年、1998年零点行动，到“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再到2010年拉闸限电，甚至2016年以后环保督察都是运动式的。徐晋涛认为，现在的“拉闸限电”以及各个时期运动式减排、运动式减碳，都是行政手段的一部分，只不过过去有比较温和的行政手段，但是显然执行的特别不好，最后就要依赖中央政府直接插手，于是就出现了大规模的运动式减排、运动式减碳。（孟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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