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胡成中建议

　　关于加快智慧城市建设

　　提高疾病防控能力的建议

　　智慧城市是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模式。近年来，我国超过700个城市相继开展了智慧城市建设，已经初见成效。今年新春，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疫情爆发，对智慧城市建设进行了一场大考，涌现了许多可贵的经验，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此次抗疫中，许多城市利用新信息技术构筑智慧平台，在社会治理、疫病防控、信息传播、生活保障、在线学习、协同办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通过对接移动运营商以及互联网，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分析技术，全面排摸梳理相关信息，提前预警，科学管理，精准施策，联防联控，实现“早发现、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掌握了阻击疫情的主动权。以“健康码”为代表的数字防疫手段，从浙江、上海等发达地域开始推广，覆盖全国多地，助力有关部门落地数字化“网格管理”，构建起坚实的防疫战线。一些城市政府启动服务事项“线上办”，事务处理“不见面”；一些企业采用网络视频会议、在线办公平台；一些学校“停课不停学”，推行远程教学，这些都显示出城市智慧化的重大意义。

　　但在疫情防控中，也暴露了一些城市智慧化水平不高、技术能力薄弱等问题。一是数据实时采集能力不足，一些社区仍然依赖系统填报、网格员登记等传统手段，没能利用物联感知、自动获取等新技术，基层信息化相对落后。二是跨层级运行指挥调度，跨地域物流数据融合，跨系统互联互通，跨部门数据共享，跨业务协同支撑等方面仍然不够。三是数据开发利用水平不高，数据价值没能充分释放。四是数据配套机制不够完善，接口标准、管理规范不统一，各自为政依然严重。五是数据处理能力不强，不能快速利用数据资源形成系统服务平台。这些问题一度导致调度混乱、治理失当的局面。目前，正是需要智慧城市快速发展的紧迫时期。为此建议： 

　　一、抓住契机，全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本次疫情防控的事实证明，有效运用现代化手段的地方，防控工作就有力有效，相反，就容易出现迟缓低效的梗阻。如曾让“武汉红会”深陷舆论漩涡的物资处理事项，由一家医药物流企业接手后，依靠科技助力，一天之内就建立了一个现代物流系统。又如部分地方以简单粗暴的封村封路来防疫，与网格化管理一对比，社会效果就有巨大差距。因此，经此一“疫”，人们充分认识到一个城市的正常运转必须依赖一个统一高效的智慧平台。2月10日，上海市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智慧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我认为，时机选择非常恰当。建议各城市充分把握全民抗疫的激情，认真总结经验与不足，发扬成绩，弥补差距，全面推进新型的智慧城市建设。

　　二、智慧升级，着力打造“城市大脑”。这次疫情防控暴露的智慧城市建设短板，主要是面对突发事件，缺乏整体解决方案，各板块自成系统，互不联通或联通不畅。解决城市“脑梗塞、肠梗阻”问题，必须建设一个统一的智慧网络平台。一些城市已经先行一步，着手构建一个智能管理中枢，人们把它称为“城市大脑”。即建设一个统一数据汇聚和计算的工作平台，把智能管理体系进行全盘化打造。将原本分散在各部门、各系统相互孤立的数据资源，通过互联网快速汇聚、统一分析，深入挖掘应用场景，各领域、深层级、全覆盖，实现统筹、开放、共治、共享。将人脑与智脑系统连接，助力有关机构决策更科学，运转更高效，服务更贴心。

　　三、生命至上，把保障健康安全放在首位。智慧城市建设工程巨大，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须分步实施，但要突出重点，尤其要重视构建高水平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一要创新公共卫生防疫监测预警系统，重点建立数字化风险链防控系统、科学权威的公共卫生诊断系统、专家预警支持系统等。二要健全公共卫生防控应急救治体系，从建立快速响应机制、优化重大疫情救治机制、健全物资保障机制、完善网格化联防联控机制等方面切实提升应急救治能力。三要加快数字技术与预防保健深度融合，加大智能诊断、医护机器人应用力度，以数字技术推进分级诊疗，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要求。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建议二]

　　关于大力支持国家级智能电气

　　创新中心建设的建议

　　目前，中国发电量、能源生产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发展智能电气成为大势所趋、当务之急。为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将智能电气产业纳入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总体布局，予以大力支持。

　　一、创建国家级智能电气创新中心的背景和意义

　　2003年至2019年，我国发电装机量从3.91亿千瓦上升至20.11亿千瓦。电网规模快速提升，线路复杂度不断增加，使电网的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发展成为重要任务。为此，《中国制造2025》规划提出，重点发展电力装备等10大领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构建“互联网+”智能电网。今年党中央、国务院加快部署“新基建”，电力智慧能源基础设施成为新基建的重要内容。并且，以5G基站、大数据中心为代表的数字新基建均是耗电大户，需要进一步提升电网的智能化水平，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低碳、低耗、稳定、高效的支持。

　　电气产品与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息息相关，需求巨大，行业年销售额超7万亿元。目前我国电气市场，跨国公司占据产业链的高端，本国企业主要占据中低端，利润率较低。有关单位最近统计，我国电气制造业规模以上的21368家企业，有2712家出现亏损，陷入生存困境，急需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金量。在国家重点工程的电力系统招标中，一些单位出于可靠性考虑，往往优先选用国际品牌的产品,但国家能源系统的核心技术掌控在外国公司手中，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售后服务难得到有效保障，因此需要不断提高电气设备的国产化率。

　　在中国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智能电网、智能建筑正迎来大发展时期，智能电气装备产业也处于高增长阶段。据有关部门预测，未来几年，智能电气将保持30%—40%的年均增长率，可给国内电气企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因此，抢抓人工智能、5G通信、大数据等技术在电网中广泛应用的机会，发展智能电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电气产业转型升级、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以至国家的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二、创建国家级智能电气制造业创新中心的现实基础

　　我国主要的智能电气产业基地位于浙江温州乐清市。乐清的电气产业历史悠久，已集聚电气企业10850家，全国性区域集团102家，A股上市公司7家，“中国500强”企业4家，工业电气总产值连续三年超千亿。目前拥有“中国电器之都”、“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国家火炬计划智能电器产业基地”等十多张国字号名片。近年来，乐清电气产业智能化、数字化、集成化发展趋势明显，产品结构正从低压领域迈向中高压领域，从单一元件生产迈向成套系统产品和智能电网整体解决方案，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工厂制造演进。2018年12月，浙江智能电气制造业创新中心正式落户乐清。

　　乐清市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先行区，电气企业高科技化发展的愿望强烈。长期以来，乐清企业与浙大、河北工大、西安电子科大、华北电力大学、上海电科所等合作，进行智能电气装备的研究与制造，积累了雄厚的技术基础。乐清民间资本发达，2019年人民币存款余额达1634.5亿元，居温州各市县区前列，目前正积极开展智能电力物联网“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创建工作。这些优势条件，正在助力智能电气产业迅猛发展，也为创建国级智能电气创新中心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创建国家级智能电气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建议

　　第一，将智能电气产业纳入国家创新中心建设总体布局。浙江省智能电气制造业创新中心自成立以来，以创建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为目标，致力于打造智能电气制造行业国内顶级平台和世界级先进电气产业集群，取得积极成效。但目前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只涵盖22个领域，未将智能电气产业纳入建设范围。如果因政策原因限制浙江省智能电气制造业创新中心向国家级创新中心升级，将会严重影响他们创新积极性，同时将会严重制约我国电气制造业升级发展。为此要求有关部门，适当调整总体布局，将智能电气产业纳入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总体布局，大力扶持智能电气发展。

　　第二，帮助汇集全国资源协同创新。乐清虽是我国最大的智能电气产业基地，但以县级市的协调能力，要聚集全国智能电气创新资源，存在一定难度。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帮助协调国家电力能源系统、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等，统筹资源配置、技术研发、产业链协同问题，集众智、汇众力，促融合，促应用，推进智能电气制造产业快速发展。

　　第三，大力支持民营电气企业“走出去、引进来”。十多年前，德力西集团与施耐德电气合资，成立德力西电气公司，国内电气龙头与世界强企优势互补，智能制造在全球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这个经典商业案例表明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是中国电气企业迈向高端市场的有效途径。为此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在民营电气企业的国际合作项目审批、国际收购、高端人才引进等方面，继续提供绿色通道，大力支持他们与“一带一路”国家共建“电力丝路”，为智能电气装备的研发应用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建议三]

　　关于打造芯片强国引领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芯片即集成电路，它是信息产业的核心、现代工业的灵魂，是保障国家安全、支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发展芯片产业，对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有着重要作用。完全可以说，芯片强则产业强，芯片兴则经济兴。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芯片消费市场，但芯片自给率偏低，高端、关键装备及材料基本依赖进口，这种情况风险很大。在政务、金融和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广泛使用外国芯片，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当前，全球工业正在逐渐进入智能化时代，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石，其应用的领域越来越大，2018年我国进口集成电路金额为3120亿美元，而国内产品的市场份额仅为370亿美元，国产替代空间广阔。5G商用启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计2020年至2025年间，将直接带动信息消费8.2万亿元，可为智能芯片提供巨大市场。我们许多传统产业，急需转型升级，但是芯片不突破，产业提升就成了空中楼阁。因此，芯片产业已经成为战略必争的制高点。一些国家想遏制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发展，往往出台限制政策，进行贸易制裁和出口禁运，近年来已相继发生中兴、华为事件。这给我们深刻的警示：核心芯片受制于人的问题急需解决，必须坚决打破国外厂商垄断的局面，提高国产率。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目前，我国已把推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摆到重要位置，并取得一些成效。但要快速突破，还要下更大决心，凝聚更大力量，发扬两弹一星那样的奋斗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和阻力，咬紧牙关补齐短板，着力打造芯片强国，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建议：

　　一、发挥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的综合优势。发展芯片产业，具有战略性和经济性双重属性，要构建一个政府、产业界、学术界和各种社会力量协同合作的强大体系。要在国家层面成立专门机构，配备能总揽全局的领导，制订科学的规划、统筹资源配置、技术研发、产业链协同和政策支持等问题。在中兴、华为事件后，出于爱国热情，我国各地发展芯片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但也有可能发生一哄而上、重复建设的问题。需要国家层面的领导机构，做好芯片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统筹布局，防止浪费资源以及骗取补贴等问题。

　　二、集聚更大力量进行技术攻关。芯片研制是一场艰苦的攻坚战，技术门槛高、投资风险大、回报期长，短期乃至中期的经济效益并不明显，甚至亏损的可能性也比较大。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链上的设计、原材料和封测环节大多是中小企业，普遍缺乏支撑产品迭代的实力。高端集成电路研发，解决关链技术“卡脖子”问题，还是需要政府组织技术力量进行集中攻关，发动制造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共同参与，坚持财力人力等资源的持续投入。同时要不断优化人才政策，引进全球产业顶尖人才，加快国内人才培养，积累厚实的技术力量，力争早日实现从追随到领先的突破。

　　三、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我国发达的民营经济，有着扎实的资本积累，他们在与市场经济大风大浪搏斗过程中形成“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风格，使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有着雄厚的民间基础。要合理引导民营资本进入芯片产业，把更多资源配置到集成电路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充分利用民营企业体制机制灵活、国外管制相对较小的优势，鼓励他们在国外进行芯片企业并购，支持他们引进高技术项目，为芯片产业发展发挥带动作用。

　　四、推进国产芯片在各领域的创新应用。芯片产业对各行业发展具有很强的推动力，要充分发挥芯片的计算、存储作用，引领各产业转型升级。有关部门要制定集成电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加快芯片在制造、交通、农业、医疗等领域落地应用，通过市场应用为多种类型的芯片开发注入新动力。要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国产替代。对要害部门、关键性行业，要明确要求逐步实现全系统使用国产芯片，其他企业使用国产芯片的，给予财政税收政策优惠及奖励。支持各产业厂家与芯片企业开展深度合作，通过交叉持股、资本绑定，打通利益机制，参与芯片研发和推广应用。芯片企业要积极对接下游企业，努力为各产业发展提供差异化、定制化和高性价比的芯片及配套解决方案，为制造和服务等产业创造更高的价值。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建议四]

　　关于优化慈善生态提高公信力的建议

　　中华民族是一个乐善好施的民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公民道德体系的不断推进，近年来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获得了迅速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们，他们作为先富起来的一群人，积极回报社会，主动参加到各项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中，起到了添砖加瓦的良好作用。

　　但是我国的公益慈善活动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些公益组织管理不够科学，运作不够透明，自律机制不够健全，监督机制不够完善。十多年前，一个在网上炫富的女青年郭美美，曾将中国红十字会拉进了舆论的漩涡。前段时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斗中，湖北、武汉红十字会由于低下的运作效率，又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此间还有一些慈善项目出现运行机制不健全、应急能力不强、信息披露不足等问题，不断引发公众的质疑。公益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不足，挫伤了民众参与公益事业的热情。中国社会并不缺少善心，缺少的是对公益组织的信心。因此，构建良好的慈善生态，提高公众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度，是当前中国的慈善事业非常重要的工作。为此建议：

　　一、营造开放的公益慈善格局。据了解，美国2018年度慈善捐赠的总量为4277.1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而同年中国大陆接收的捐物捐赠仅1624.15亿元人民币，与我国的经济总量很不相称。长期以来，我国对慈善组织实行双重登记管理制度，制约了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壮大。现有税收优惠政策中限制较多，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应抓紧去行政化、去垄断化、去暗箱化改革，构建更开放的新格局，大力发展民间捐赠机构，鼓励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尤其是民营企业家设立冠名慈善基金，鼓励知名人士和群体设立更多单一项目的专用基金，依法独立运作，与官方慈善机构良性互动，竞争合作。民间公益慈善组织，更接近服务对象，能发挥较高的服务效率，可以避免“封闭公益”带来的信任危机。

　　二、培育浓厚的慈善文化。要强化宣传引导，形成思想共识。通过电台、电视、报纸等主流媒体和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型媒体，传播普及公益理念，培育公众平等、互助、博爱、共享的社会公益意识。要将慈善文化纳入道德教育体系之中，尽量从中小学就开始培养学生对慈善事业的情感，增强投身慈善事业的责任感。同时，引导企业将慈善文化溶入企业文化。职工参加公益慈善活动，可以净化心灵、体现社会责任感，既能加深对慈善事业的理解，又能增强企业的凝聚力。要通过多种渠道，及时介绍公益善行的动态信息，大力弘扬先进的公益组织和个人，增强社会对公益慈善的认知度。

　　三、建立多元化的监督体系。完善的监督体系是慈善组织公信力的重要保证。强化行政监督，用完备的约束机制规范慈善事业的运作，严防伪善组织打着慈善的名义谋取暴利，污染慈善生态。尤其要强化社会舆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确保媒体和公众对慈善活动的监督渠道畅通。同时要加强内部监控。带行政色彩的慈善机构，更要配备德行兼备的干部，建立完整的组织治理结构和规章制度，加强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和业务培训，重塑健康自我，重拾公共信任。公益慈善组织是一个阳光组织，其所有的活动都应该阳光运作，特别是资金物资等比较敏感的内容，需要建立一个公开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在适当范围公布，让奉献爱心者放心，让从事公益者清白。

　　四、实施严格的奖惩措施。要健全表彰奖励制度，通过评选、表彰、典型宣传等，让优秀组织和个人享有较高的荣誉。加大公益慈善的税收优惠激励，改变目前税收优惠政策中必须捐赠给指定的公益慈善团体才属于有效捐赠的规定，对真正用于慈善目的捐资人，一律给予享受税前扣除政策待遇。建议专门针对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民营企业出台优惠税制，不单是所得税额的税前扣除，还要包括日常运营税费优惠政策、科技经费补助、项目扶持优先等等，鼓励更多民营企业家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设立慈善主体和对象诚信评价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和财务审计，对违反慈善基金管理办法的行为予以公开曝光，并严肃追究责任。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建议五]

　　关于优化高速公路“费改”政策

　　减轻社会通行负担的建议

　　国务院办公厅于去年5月发布了《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以“全面ETC化”为主要特征的我国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快速推进，高速公路“一网通行、一路畅通”的美好愿景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但是，在改革方案的落地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操作层面的不到位、欠周全现象，给广大群众、企业造成困扰，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通行负担，影响了“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改革初衷。具体表现在：

　　一是收费标准不够透明。目前，我国收费高速公路总里程已超过14万公里，虽然各省都公布了按车型、路段计费的具体标准，但由于构成复杂，一般公众很难估算行程的准确费用，对合理规划行车路线、费用错收维权等合理需求构成了障碍。二是收费方式不够人性化。ETC“分段计费”变成了分段收费，一趟长途行程能在几天内陆续收到几十条扣费信息，而高速出口处又不能实时显示总计费用，开具发票流程繁琐。与此相比，人工通道却能实时结算全程费用并提供发票，电子化的便利得不到体现。三是实际收费有所加重。实行电子化收费、撤销省界收费站，由于减少了人工成本，总体收费应当有所下降。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国务院的“实施方案”明确把“提效降费”列为原则之一，这既是呼应人民期待，也是建设交通强国的应有之义。但在执行过程中，有关单位对“提效降费”原则的贯彻似乎并不积极，反而以“通行费总体负担不增加”、“有升有降”为由含糊回应社会意见。以德力西新疆交运公司“乌鲁木齐-石河子”客运班车为例，总共150公里的路程，费改后55座客车的通行费上涨了近三分之一，明显加重了客运企业的经营负担。此外，货车“计重收费”改“按轴收费”后，由于空载率的问题、重货轻货的差别问题，很多物流企业都反映运输成本上升了5-15%左右。由于客运票价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定价，企业不能把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旅客，只能自行承担压力。而物流是市场定价，目前已经有价格上涨的迹象。2019年，我国累计完成货运量534.04亿吨，其中公路累计完成货运量416.06亿吨，占比约78%，货运价格一旦普遍上涨影响波及面甚广。针对上述问题，群众、企业意见比较强烈。

　　高速公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生命线，牵连着亿万家庭和企业，希望交通部门贯彻好中央的决策意图，让高速公路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转型过程中发挥更积极、更重要的作用。为此建议：

　　一、用好用足“互联网+”，让数据多跑路，少给群众添麻烦。交通运输部掌握着全国的路网信息，完全可以整合数据，通过自建平台或者委托腾讯、阿里、百度等互联网领军企业为全国用户提供一张完整的线上模拟路网，群众只要输入车型信息和起止地点，就能准确显示推荐路线和收费情况，少收不补、多收必退，杜绝糊涂账，让群众放心大胆跑高速公路。收费系统要能够入口记名、出口结算，全程费用一次性实时显示，电子发票或纸质发票任由自选。

　　二、坚守政策初心，落实好“提效降费”原则。不能以“总体不涨”为由，含糊地回应群众反映，而要让社会感受到实实在在的“降”。长期以来，我国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一直过高，近年来通过努力已从2012的18%降到2018年的14%左右，但仍是同期美国的1.75倍，仍有较大的下降空间。建议交通部门“开门议事决策”，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以及行业组织、客运和物流企业代表座谈咨询，听取意见，及时修订政策执行的细节问题。特别是针对各省出台的新收费标准，国家层面要有监督检查机制，对照改革前后的账本，仔细审查定价的依据是否合理，有没有体现“降费”原则，发现确实加重群众和企业负担的不合理标准，及时予以纠正。

　　三、细化施政举措，用好价格杠杆。全面电子化收费，实际上也为分时定价、引导错峰通行创造了条件。以日本东京到大阪的高速公路为例，凌晨时段的通行费是其他时段的七折。建议有关部门参考其他国家高速公路运营收费的成熟经验，针对客运和物流这两个社会牵涉面较广的行业，制定相应的分时段收费政策，一方面用优惠价格引导错峰用路，另一方面也尽量减轻相关企业的通行负担，避免新增成本向其他行业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