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红店，简单理解就是指从事釉上彩绘的场所或基本单位。红店的产生与发展是与釉上彩瓷业的发展紧密相联的。明代以前，景德镇并没有釉上彩瓷。宋代，我国北方的磁州窑采用毛笔蘸彩料，在已烧成的瓷器面上描绘简单花纹，然后置于800度左右的烤炉中彩烧，使彩料烧结在釉面上。这种彩绘工艺被称为“宋红绿彩”。后来，这种工艺传到景德镇，并在景德镇得到了改进和提高。明洪武时期，景德镇就出现了“白釉红彩龙纹盘”，宣德时期，出现了“青花红彩器”即釉下青花和釉上红彩相结合的制作工艺。从一些资料分析来看，这些红彩器可能最初出现在御窑，后来民窑跟随和仿造，于是就出现了专业红彩加工户，这就是红店，至于为什么称“红店”，道理很简单，因为加彩的颜色全是红色，大家称这样的店为红彩加工店，简称红店。明嘉靖时期出现了“五彩”，这就突破了单一红色的局面。清代，釉上彩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著名的有康熙五彩（又称硬彩，古彩）、粉彩，珐琅彩等。清末民初，又出现了新彩、刷花和贴花。为此，红店的概念愈益广泛，这样，红店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红店指规模小（有些是自画自销）、绘瓷品种单一、低档，绘瓷形式专事手工，且画面简单；广义的红店则指有一定规模（有一定数量的雇工）、绘瓷品种相对较多、高档，绘瓷形式不仅手工，还与其他手段相结合等，画面复杂，内容丰富。
江汉，江西都昌人，1935年出生。省级非遗传承人，民间文化艺术家（景德镇）。退休前就职于景兴瓷厂。
陈定安，江西鄱阳人，1933年出生。艺术瓷厂退休职工，老艺人。
焦健懿，1940年出生，安徽太平人。退休前在陶瓷供应处工作。祖上从清朝开始开红店。
江汉说：“我父亲江午崇生于光绪23年（1897年），早年上镇，读过五年私塾，14岁在叔祖父家选瓷。19岁在镇上为各家红店写瓷字，1926年自己开办坯厂（戴家弄），做灰可器（渣胎碗）。抗战全面爆发后的1943年，坯厂停业，全家去郊区丁沅村避乱。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依靠做小商小贩维持生计。我8岁开始先后在市第二中心小学（蛤蟆桥）、第六小学（何家窊）、千佛楼私塾学堂，前后读了约五年书。我从小喜欢画画，不太喜欢学文化。在第二小学读书时，有一位教音乐的老师刘碧珍发现我喜欢绘画，而其爱人杨老师当时在紫阳中学当美术老师，由此介绍我去杨老师那里旁听美术课，学到了一些美术基础知识。父亲的愿望是想让我学文化，将来学法律，做律师，做法官，无奈我执意要学画画，不肯继续读书，父亲没有办法，通过我的叔叔（也是画瓷的）介绍到一家红店，小黄家上弄43号（字号‘和正顺’）学徒，老板叫程水金，也是我的师傅，当时，他在景德镇画人物是小有名气的。”
江汉说：“记得那是1948年春节刚过，正月22去拜师，到了门口后要烧香，打爆竹，送一石米作为拜师礼。那个时候我非常高兴，终于如愿以偿了。学徒的条件是比较差的，我们学徒的，晚上只能点菜油灯，而外头请来比较高级的师傅则可以点洋油灯。为了学到技术，我白天看放在架子上师傅画的瓷器，琢磨他的画法，记在脑子里，而到了晚上，趁着师傅们已经休息了，就偷着点菜油灯躲到楼上学着画。有一次画的很辛苦，不知不觉睡着了，从床上滚到铺底下去了，铺板都翻了，菜油弄的满床都是。住在楼上的还有一位老师傅，也是师傅请来填瓷器的，他起床后，看见这种情况尖叫起来，喊我师傅说你徒弟死了。喊声把我惊醒，忽地爬起来对那个老师傅说，你怎么骂人呢！”
江汉说：“1949年上半年，景德镇解放前夕，师傅店内的生意不景气，加上国民党败退，父亲怕我被抓夫，就把我接回家了。景德镇解放后，1950年左右，我叔叔在中山路（103号）厂前那里开了一家华艺瓷社，专事外购胎子加彩，再卖给瓷行里。叔叔看我失业，就对父亲说让我去他那里画，免得把学来的手艺又丢掉，就这样我去叔叔店里画瓷器。当时，店里接了很多小瓶子，上面要画五个人物，还要画小溪流水，石头，花草等，很复杂，而且任务重，一天要画二十对，四十只，但我都能完成任务。一段时间后，我对画这个小人物不感兴趣，跟我叔叔闹着要出去做。那时，刚解放，成立了画瓷工会，对就业上的事都要进行管理，画瓷工会当时是袁青山，卢台生两个人负责。他们对我说，你在这里做是长期工，不做就是失业。我说这个不要紧，你们不用担心。结果闹了很久，把我父亲也叫去了，我硬是要出去。最后他们也没有办法，同意我出去，但不能算是被解雇，不能享受解雇的待遇，即没有解雇金，欠我的工钱也抹掉了。没想到，我出来后还忙得很，这家没做完，那家又来请，当时占家弄，程家巷，小桥上，厂前等地开红店的老板都来请我。记得有一次，一家红店的老板说任务急，要我过去帮他做，我说不能，这边还没有做完，谁知他偷偷跑到我家里，拿钱塞到我父亲手里，并说是我的工资。晚上我回来后，父亲说人家给你送工资来了，我说没人欠我的工资。红店老板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怕你不帮他做。1954年，红店及工人都要进合作社，我也进了十一画瓷社（陈家上岭13号），后并入陶瓷美术合作社。1958年组建艺术瓷厂，我成为艺术瓷厂的职工。进厂后，由组织选派去北京轻工业学院学习一年，回厂后曾任艺术瓷厂专科学校技术辅导员，从事画面设计（技术组，美研室）等工作。1964年调景德镇瓷厂，景德镇瓷厂解散后，先后在陶瓷馆，宇宙瓷厂，陶瓷研究所工作。1977年，因本人家住东风路，为照顾家里年迈的父母，上班方便，就要求调景兴瓷厂，直至1986年退休。”
陈定安说:“12岁那年（1945年）我家在鄱阳乡下很穷，没有饭吃，我娘就带着我们兄弟两个从鄱阳湖里坐船上镇。我记得那是清明时节，天上下着雪，好冷阿。来镇后就投靠我的一个表哥，由他介绍在驰马弄一家罗姓老板，店号为‘罗兴记’的红店学徒。他家有儿子，但没有女儿。平日里他要雇三四个工人。学徒按当时的习俗要签协议，协议规定：总共学4年，前三年只给四石米，第一年给一石五，第二年给一石，第三年再给一石五。第三年出师后不能走，要帮师傅做一年，师傅只给二石米。我学满三年后，想单独到外面去做，因为别人同意一个月就给二石米，而帮师傅一年才二石米。于是我就没经师傅同意就到外面去做了。师傅知道后，就带着一些人找到我，拿出当年签的协议，说我违反了行规，要‘缴笔杆子’。这样一闹，别家红店就不敢再请我。没有办法，我只得回去再帮师傅做一年。做满一年后，我就出来了，到一家‘袁永新’的红店画瓷，一年可赚24石米。”
陈定安说:“学徒时要做很多杂事，比如帮老师傅搬瓷器，揩瓷上的灰尘。红店有晚上打夜班的习惯，一般他们会晚饭后出去散步，我们学徒的就要提前为他们点好灯（这些请来的师傅连师傅都得另眼相待，惹不起），他们看见点好了灯才上位做事。有一次，二位画瓷老师傅同时叫我帮他搬瓷器，其中我帮一个老师傅搬了，另一个稍稍迟了些。于是他说我对他不尊重，并在师傅前告状，并说要辞职。师傅为了留住这个老师傅，就当着他的面叫我脱掉裤子，扒在凳子上打了二十大板。这个老师傅看见打了我，才消了气，并同意留下来。正好，我娘碰巧来了，见我被打，也只能躲在一边流眼泪。”
陈定安说:“大概到了1953年12月份的样子，有人介绍我进美术生产合作社，自己必须写申请，要缴入社股金，我兄弟两个都参加了，由于没钱交，只得在每月的工资扣（按工资的30%），当时的月工资不到30块钱，扣掉股金后，每个月只有十几块钱的收入，还要交几元钱的伙食费，剩下的钱还要养娘。刚好，那时娘得了肺病，花钱住院，后来病愈来愈严重，她想吃罐头梨巴，满街很难买到，当买到后赶回家时娘已经断了气。由于没有钱，棺材都是赊的，我记得那时的棺材是80块钱，埋葬要70块钱，也只有向同事们去借，终于安葬了娘。不料，祸不单行，正是那一年（1954年）麻石弄祖王庙发火，带着把我家也烧光了，被子都没有，只有跟同社的人睡在一起。大概过了三四个月，才买了一床被子。1955年结婚成家以后，才得以稳定，逐步添置家什，还清债务。我们的合作社就在饶华丰瓷厂后面，画的都是新彩。”
焦健懿介绍了其家庭开红店的情况：其祖上在清咸丰年间就在景德镇开办红店，名号为“焦万丰”，后改为“焦启丰”，到焦健懿祖父焦有林时继承祖业，开始在老弄口，后搬到龙缸弄16号。后来，由于其叔祖父也沿用“焦万丰”字号，所以其祖父就改为“焦启丰恒”。到焦健懿父亲焦庆波这一辈仍继续画瓷，主要是“画青炉”，加工地都在住处即龙缸弄。1955年，其父亲和焦健懿一同进当时的二区第二画瓷社，后转艺术瓷厂。
景德镇民国时期有名的“范永盛”红店创始人范乾生之孙范增辉，也为我们回忆了红店的那些往事：范增辉13岁（1946年）到老弄口“段正昌”红店学徒，当时正是抗战胜利，景德镇瓷业出现短暂兴旺现象。景德镇红店主要集中区在江家下弄、老弄口，棋盘街一带，这些弄堂里开红店的一户接着一户，白天人声鼎沸，夜晚灯火通明。其师傅段明发（也是“段正昌”红店老板）与其妻章保庆起初开夫妻店，两人一填一画，二三年功夫就发展到雇有二十多名员工，八个学徒的大老板。后因规模扩大，面积不够用，就对外发“青炉”，所谓画青炉就是代别的红店加工产品。旧时的红店有两种经营方式，一是从窑户家购进白胎加以彩绘、烧炉后卖给瓷商；一是由瓷商或其他规模较大的红店提供白胎，由其他红店代为彩绘和烧炉，从中收取加工费。后者即为“画青炉”。
景德镇的红店在其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行业习俗和行规行纪，自发组成了劳资双方的自治组织。早期红店老板的组织为“景德镇瓷器红店同业公会”“景德镇黄家州瓷器红店同业公会”两家。1945年，前者改称“浮梁县彩瓷红店同业会”。红店工人的组织为“景德镇饰瓷业职业工会”。各自的组织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既协商又斗争。鼎盛时期，景德镇大小红店有1400多家，从业人员7200余人，其中南昌、都昌、婺源、抚州、丰城占为多数。
在红店学艺的一般文化都偏低，文盲不在少数，有高小文化的都极少。红店老板都愿意带徒弟，因为学徒的时间至少三年，这期间只付给少量报酬，这样，老板便可以占有徒弟的劳动成果。学徒的初期还不能正式学艺，得帮师傅家和店内干杂活，为其他老师傅服务等。如果师傅同意开始学艺，就先在废弃的白胎瓷上学拍图、描图。如果是学粉彩那就要学描绘、填色、洗染、色彩等；学绘画则按照人物、山水、走兽、花鸟等不同种类进行学，每人只能先学会一种，至于一专多能，那就是出师以后的事。针对一种画面在师傅的指导下反复练习，直到师傅认为可以上岗时，才算出了师。
红店的雇工一般在农历正月初七定事，凡是继续雇佣的工人，老板就设宴招待，还要给红包。不用的工人，不但没有红包，连酒也没有喝，但回家的路费是要给的，每人顶多发给银洋一块。
生活方面：凡雇工和徒弟伙食由老板供给，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就“打牙祭”（加餐），即每人4两猪肉（16两秤）；上元（元宵）、端午、中元（农历七月十五）、中秋4个节日，老板设宴招待，并发给应时食品如粽子、咸蛋、月饼、雪梨等。
生产方面：不论红店大小，业主既是老板又当工人，即使有名的陶瓷美术家也如此。老板除处理生意业务外，都备有一张画桌，只要有空隙就参加生产。
红店的生产多在夜晚进行，每天晚餐后，工人便陆续上位工作，一张桌子一盏灯，有“美浮灯（落桌煤油灯）”、“铅皮灯”、煤油吊灯、菜油灯等。每到夜晚，灯光闪烁，远远望去恰似银河落地，别有一番风味。干活一般要干到深夜一二点，也有通宵达旦的，这是极少数。夜间，工人们都要进食一次，于是各种卖夜食的行当就应运而生，如有敲着竹板卖馄饨的；有卖面卖粉的；有卖渣豆腐煮猪蹄的；有篮内裹着瓷器鱼缸卖糯米饭的；有挑着担子，挂着马灯卖酒糟冲鸡蛋的；还有黟县人操着地道乡音叫卖春卷、春饺的。
红店工人之所以以夜作昼，这是多年来形成的习俗，究其原因：一是夜晚安静，少有闲人打扰，便于构思运笔；二是红店工人，特别是技艺高超的艺人比较保守，生怕自己的新画面被人学去，比如有的名人创作了一个新画面，为了防止别人模仿，在搭人烧红炉时，就会将绘好的产品用煤油灯的煤烟熏黑，将画面盖住，并与烧红炉的师傅约定，开炉时由其本人去拿，然后包好拿回。
画红工人的工资收入，一般比窑里、坯房里的工人稍高些。他们衣着比较讲究，比如在夏季，窑里的工人走上街，头上缠白土布汗巾，上身赤膊，下身穿紫花土布裤，赤脚穿草鞋；坯房工人一身白土布褂裤，赤脚或布鞋；唯有红店工人，离开了画桌，便打扮整齐，衣冠楚楚。夏季是白杭纺褂裤，冬季丝毛哗叽长褂。
“红店”的说法和红店的那些往事，现在都已成为了历史，但陶瓷釉上彩绘却在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更加丰厚多彩。她们正在叙说一段新的陶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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