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半，晨雾还浮在抽油机群间，草叶上的露水顺着裤脚滚进作训鞋。我套着洗得发白的藏蓝工装外套往井场走，浅灰色裤腿沾着星星点点的油渍——这是我在大庆油田第一采油厂保卫大队值夜班后的第6520个清晨，工龄册上的数字快跳到“18”了。八月的清晨虽不像正午那么晒，但草原上的风带着潮气，裹着抽油机运转的嗡鸣钻进领口。
十八年前的深秋，我攥着退伍转业表站在厂门口。银杏叶扑簌簌落满台阶，人事科的大姐指着墙上的老照片说:“1960年10月建厂那会儿，这儿还是荒草甸子呢。”我望着照片里扛着钻杆的石油工人，怎么也没想到，这身藏蓝制服会成为我青春最沉的底色。
第一次跟老班长巡井是2007年12月。零下28度的夜，他裹着洗得发白的军大衣走在前面，棉靴踩在雪壳子上“咯吱”响:“小林，你看这些‘磕头机’，每口井底下都埋着三代石油人的汗。”我哈着白气搓手，看他棉帽边沿结的霜花，心想“守护不就是敲敲键盘、登登记本?”
直到那个雪夜。2009年1月13日，零下35度的极寒。我和老班长巡到某计量间，手电光扫过雪地，突然瞥见一串新鲜脚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三个黑影已经窜上越野车。我抄起橡胶棍冲过去，却被冻硬的靴子绊了个踉跄。班长扑过来把我护在身后，他的棉大衣被风掀起一角，露出里面洗得发灰的蓝工服——那是1988年建厂28周年时发的，他说:“那年我跟着师傅守‘老1井’，零下40度，帐篷被大风掀翻三次。师傅说，这井是铁人精神的见证，守不住油井就是愧对前辈的热血。”
我们在雪地里蹲守四小时。老班长从怀里掏出个铝饭盒，玉米面饼子冻得能硌掉牙，他却嚼得香:“我爸是1960年会战第一批采油工，打第一口井那会儿，他用肩膀扛着钢管走了八十里路。后来我把这饭盒传给你，不是图它装饭，是图个念想——咱脚底下踩的不是冻土，是石油工人的血脉。”
这些年油区变了不少。智能监控屏代替了大半巡逻本，巡逻车装上了座椅加热，冬天宿舍里的暖风机“呼呼”吹着热风。但有些东西始终没变:班长的铝饭盒现在在我抽屉里，封皮磨得发亮;巡井日志上的钢笔字依然工整，每页都记着“井位正常”“设备无异常”；“每座工具棚的窗台上，总亮着盏暖黄的充电台灯，那是给晚归的巡井人留的灯塔。我们没有岗亭，只有抽油机的钢铁枝桠在月光下舒展，将六十年未变的誓言刻进冻土。”
上个月整理井史档案，翻出一卷泛黄的胶片。1990年冬天的老照片里，一群保卫队员踩着齐腰深的雪，用手推车搬运被盗的油管，照片背面写着:“油是命，保油就是保家。”如今我们的装备先进了，可每次穿上制服，总想起老班长的话:“穿上这身衣服，脚下就有责任。”
今晨站在“油魂”雕塑前，石油工人举着钻杆的身影在晨光里发亮。我摸了摸胸前的工作牌，金属牌面还带着昨夜的余温——这枚牌子跟着我走了快18年，边角磨得发亮，却始终贴着心口。
露水渐重，巡逻车的灯光刺破晨雾。我知道，当夜幕再降，我和战友们仍会踏着月光出发。因为我们守护的，不仅是这方油区，更是六十五载传承的热血，是对国家能源保障的承诺，是一个民族永不熄灭的火种。（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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