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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发之路(连载五)


文章来源:中国工业新闻网--中国工业报  发布时间: 2018年2月7日  

    杨青 严曼青

(上接本报1月31日第4版)

(四)人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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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11月13日,郭满金总经理(左一)与美国前旧金山市市长,同时也是SINO公司的股东之一的安德森(左二)签署合作协议。

守“才”奴
    作为4380厂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郭满金对《毛泽东选集》中的很多语录都耳熟能详。“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这句话在他担任管理者之后不仅更加得以活学活用,而且反复出现在公司的年度总结之中。
  到任之际的郭满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复杂的人事关系,而不是企业的出路和产品的方向,这其实是国营企业一个共性的问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郭满金深刻地体会到那些愿意干事、能够干事的员工才是企业最可宝贵的资源。
  留住丁云光的故事,是后来被赋予守“才”奴称号的郭满金广纳人才的一段佳话。
  1990年,宏发股东方厦门联发派到企业的一位副总经理离开宏发到一家台资企业去,并鼓动丁云光也去。丁云光产生了思想波动,向郭满金提出离职申请。郭满金挽留了几次,也没有奏效。丁云光去意坚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自己待在宏发没有前途。原来,丁云光当时是通过董事长介绍调入宏发的,而作为总经理的郭满金与董事长之间存在较大的工作分歧。丁云光认为,有这样一个背景,他不可能在宏发有前途。因而,一旦有一个更好的出路,他很快就准备离开了。台资企业希望丁云光尽快到岗,丁云光几次去人事部门催促,都被告知手续还没有办好。他当时并不知道,其实这是郭满金在有意“为难”他。后来丁云光实在等不及了,就直接去台资企业报到了,还领取了一套台资企业的工作服,并且直接穿上了。又过了一个多星期,郭满金找到丁云光,像没事人一样跟他说:“小丁,有一批货要去泉州送货和结算,你陪我去一趟。”丁云光想着估计是最后一次一起共事了吧,也不好拒绝,就跟着郭满金坐上公司的大货车一起出发了。
  那辆大货车很破很颠,郭满金和丁云光就在一路颠簸中聊起了家常。聊着聊着,郭满金问:“小丁啊,你为啥要走呢,能不能告诉我一下真实原因。”丁云光也聊得很开心,干脆全盘脱出,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郭满金一愣,“小丁,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你是一个闷头做事的人。如果我有什么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还请你谅解。”这一番话,完全出乎丁云光的意料之外,他没有想到作为总经理的郭满金会跟他道歉,而且他也才知道在郭满金眼里他其实是被认可的。不过,他当时还是觉得既然已经答应了台资企业,就不好反悔。郭满金也看出了他的心思,完全站在他的角度来分析去留的利弊。如果去台资企业,看似收入是高了,但是所做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按部就班,没有太多可以自己发挥的地方。“你的性格我看出来了,比较喜欢突破性的东西。”听到此处,丁云光心里一动。这句话后来让丁云光想了一个晚上,“我去看过这家台资企业,还请了几个半天的假去实习,我觉得郭总讲的确实是很正确的。”郭满金接着说,如果留在宏发,企业正在给各大彩电厂供货,车间都在加班加点。下一步形成批量,宏发的日子会更好过。当然这都是一些分析,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取决于丁云光自己。另外,郭满金还跟丁云光谈了自己做企业的打算,绝不是为了挣钱糊口而已。丁云光当时听了,心下很感动,郭满金的话既坦诚又实在,而且击中了他的要害。第二天,他准时上班,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不久丁云光就通过竞聘成为销售部副经理,三年之后提拔为总经理助理。
  郭满金的爱才、惜才、用才说到底是与他对企业的规划,他赋予宏发的“野心”有关的。早在1995年,他就在年终总结中明确提到:企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是赢还是输,关键看人才,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因为宏发是有“野心”的,这个“野心”就是建成一流的继电器生产厂,一流的厂必须有一流的人才。
  在这种战略方针下,郭满金对宏发的人才配置通盘考虑,从营销、技术、管理等多方面,最终完成了对宏发的全盘人才配备。
  在宏发,有这样一段流传更广的筑巢引凤佳话。
  1996年5月,原振华集团群英无线电器材厂(国营891厂)的谭忠华在《工人日报》上看到宏发刊登的一则招聘广告。经过与当时办公室主任李文伟多次书信、电话沟通之后,谭忠华终于在5个月后的国庆节应邀前来厦门。虽然郭满金那段时间老是生病,但还是在谭忠华抵达的当天晚上就请他吃饭。虽然对厦门的印象还不错,但谭忠华并没有下定决心要来宏发。一来,当时的宏发与他所在的891厂相比,无论是行业地位还是企业规模都有相当的差距;二来,他在891厂已经做到开发部党支部书记,而宏发并没有承诺给他相应的职位;另外,如果要举家从贵州搬迁到厦门,还有妻子的工作、孩子的上学问题需要考虑。转眼已经是1997年的4月,在李文伟的反复邀约下,谭忠华和妻子再次来到厦门。即将去日本出差的郭满金听说谭忠华来,特地抽出时间与他见面。这次谭忠华和妻子一起去厦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城市环境和绿化很满意,再加上李文伟的极力挽留,谭忠华决定来宏发了。不过他希望宏发帮助他解决两个困难,一是有个住的地方,二是解决妻子就业和孩子读书问题。按照公司的惯例,一般不鼓励夫妻双方都在宏发工作。但鉴于谭忠华的具体情况,宏发破例从他开始安排其家属在宏发就业。谭忠华很快就到原单位办理离职手续,没想到又出了新问题。原单位不肯放他走,不给他办理相关手续。如果执意要走,出路只有一条:辞职。当时国家刚刚开始允许辞职,但相关的手续并没有跟上,“走的人是三不要,档案、工龄、编制都不要。”谭忠华打算辞职但又不知道宏发能不能接收,他想找李文伟商量,但写信已经来不及,而原单位是军工企业,不仅控制长途电话,还控制外线电话,谭忠华只能一次次跑到工厂外面去打长途电话。好在当时厦门市出台了人才引进的特殊政策,即人才在原单位辞职后,可以到厦门办理重新录用手续,工龄照算。李文伟及时将这一信息传递给谭忠华,他才放心地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按照公司相关规定,新员工有1~3个月的试用期,适逢在国外出差的郭满金得知此事,亲自从日本打电话回来通知人事部门直接录用谭忠华。结果,谭忠华上班一周就直接成为正式员工了。对于891厂来说,技术骨干谭忠华的流失,还仅仅只是开始。几个月后,石国英、钟叔明也来到宏发。第二年,继电器事业部副总工程师陈庆也被“挖”过来。不到两年的时间,从891厂到宏发的人达到六七人之多。后来宏发技术部门号称“四大金刚”的谭忠华、钟叔明、陈庆和张仁义,除了张仁义是宏发自己培养的之外,其余三位均来自891厂。在宏发人才引进的历史上,891厂的系列“挖墙角”事件当属他们最成功的案例,郭满金以及整个宏发上下对人才的重视可见一斑。
  

第三章 
  
腾跃 (1999~2009)
  

(一)战略引领
  
世纪之交的思考
    1999年,百年世纪之交。对于神州大地来说,寄托着太多的希望,承载着太多的期待,寄予了太多的憧憬。新中国成立50周年,市场经济改革进入攻坚期;中国与世贸组织成员的关键国家美国达成协议,“入世”即在眼前;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未散去,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仍在继续。
  1998年宏发企业规模过亿元,成为行业享有知名度的中型企业,这些也许在郭满金的心中有过短暂的欣慰,但对于一个深悟辩证法的企业哲学家而言,这时的郭满金更知道“居安思危”的道理。
  由他亲自执笔长达3万字的《1999年公司工作计划》开篇即写道:“随着投入的增加,企业发展速度并没有同步增长而是在减慢。”“与世界先进同行相比,我们的人均销售额仅为人家的七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多年以后,当郭满金回忆这段历史时表示,“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写长篇文章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企业战略和管理的系统和深入的思考。”
  在这个万言计划中,郭满金为宏发制定了1999年的主要经营目标:和1998年相比,主要经济指标最高的增长幅度不过12%,如果仅仅只是看到这一层,那就枉费了计划的洋洋万言。
  最为激动人心的其实是这样一个目标和愿景:把公司办成世界知名继电器制造厂家。当然当时这一提法还比较谨慎和谦虚,计划的标题其实是:“为把公司办成世界知名继电器制造厂家打下坚实基础。”但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时候宏发的发展思路已经跳跃出国门,要在世界舞台上一较高低了。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能明白隐藏在郭满金内心深处的雄心。少年时代的郭满金对家乡诸暨西山村里祠堂供奉的郭子仪塑像,曾充满好奇,因为那是他们家族的荣耀。作为唐代政治家、军事家郭子仪的后代,郭满金不仅传承了祖先相貌英俊、身材魁梧的特征,而且在性格上同样具有为人果敢、公正无私的品质。虽然他在当年毕业后分到4380厂时最大的愿望不过是“能像老工人一样拿到每月56元的工资”,但到了1999年,已经独立执掌宏发12个年头的年过半百的郭满金,可能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宏图壮志一点点清晰起来,并逐步被激发出来,这一点除了一些外部因素之外,不能不说与他的血脉相关。
  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其实是不能仅仅用“危”和“安”来解释此时郭满金的心境的。应该说,此时的郭满金已经在心中攒足了雄心壮志,并为自己和宏发人清晰地勾勒出实现这个宏伟目标的步骤和方法。
  每次谈到宏发的成功原因,郭满金首先强调的都是宏发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1999年的我,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共产主义是郭满金的信仰,而毛泽东则是他崇拜的革命领袖。
特别是他早年在4380厂做革命思想宣传员,使得郭满金对《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耳熟能详,并深得其中哲学思想的要旨。后来,当他成为企业领导人时,这些便渗透进他对企业的架构之中,包括企业的建制、收入分配以及精神文化建设。他在计划书中这样写道:宏发选择了在比较准确完整地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型机制。因而,“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利润,员工的利益就有了保障”,这一点表明,保证代表大多数人的职工利益是创办企业的根本目的。另外,企业内的人际关系则是“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了在宏发内部只有职务不同、工作岗位不同而不存在谁为谁干的问题。全体员工人格上是平等的,没有上等人和下等人、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之分。”应该说,郭满金强调的这两点,构成了宏发企业建制的基础,而且无论从哪一点上都不会引起质疑。但令人费解的是,为职工谋福利的企业目的在若干年后竟然招致了公开的争执,当然这是后话了。
  具有宏发特色的群体企业,即是这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以宏发为核心,带动一批制造产业和配套厂商形成综合实力更强的宏发群体,成为经济体制多样化、产品门类多元化、主导产品系列化的联合企业,同时,要在海外设立子公司和分公司,努力走上跨国经营的发展方向。”迄今为止,这是宏发自己对于群体企业最早也是最完整的表述。群体企业坚持以宏发为领导,实行不同体制,各自独立核算,乍看上去很有些“一企多制”的意味,其时正当澳门回归,而香港已回归两年,同样精通时事政治的郭满金,是不是受了“一国两制”的启发,也未为可知。
  明确了企业生存的根本目的,宏发就确立了一系列战略。“敢于超前投入”,是宏发的技改方针;“坚持以质取胜”,是宏发的核心竞争力;开展汽车继电器、军用继电器的新品研究,是宏发的产品战略;“加强分销网络建设、建立长期稳定的销售网络体系”,是宏发因时因势而制定的销售策略。
  1999年,一个新的世纪即将到来,宏发站在“国内最大继电器生产基地之一”的台阶上,为自己确定了更加宏伟的目标:依靠科学管理和技术改造,使整体实力保持国内领先并达到一流水平,成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知名继电器制造商之一。
  1999年的计划书,不仅高度概括了过去宏发十几年的发展成果,而且运筹帷幄地为未来几十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一点,在后来近20年的发展实践中一次次得到了印证。
  
(二)引进与再造
  
    引进西门子D2生产线
    以与西门子公司的合作为起点,这一个十年宏发在国际合作的道路上又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与AZ公司的合作,使得宏发的外向型目标得以实现,那么通过西门子D2生产线的引进,则使得宏发树立起30年海外合作的首个里程碑———宏发不仅成为国内首家生产信号继电器的企业,而且再造了宏发的自动化生产能力。
  1999年的一天,在与AZ公司鲁伯的谈话中,郭满金捕捉到一个信息,德国西门子原来有一个做信号继电器的工厂,现在不想做了,想把这条线腾出来上其他生产线,正在寻求转让。鲁伯随后陪同郭满金一起到现场去看了这个工厂。看完这条生产线后,郭满金决定买下来。
  当宏发决定买这条线的信息正式传达给西门子之后,刚开始对方没有任何回应,后来突然传来消息,说他们的生产线停了,叫宏发去看。于是郭满金带了个小组过去,看了以后就谈判。价钱谈妥后,宏发一时拿不出也舍不得花几十万美元。于是和西门子达成协议,宏发先将D2线拆下来搬回去安好,用足协定的时间没问题的话再付款。其实对方也有个小九九,反正是一条旧线,中国人早晚要给钱,对从未搞过自动化线的中国企业来说,短短几年时间也许连安都安不起来。拆卸的过程中,西门子方面的工段长还曾当着宏发人的面说:“这是一个包袱,你们中国人搞不起来的。”
  郭满金从第一次听说这个消息到最后决定要买,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他为什么如此迅速地就能拍板,这其中与宏发所处的境况以及他对宏发的思考有关。
  1999年的宏发,已经成立15年,年销售额突破亿元大关,企业规模不仅稳居国内同行第一,在国外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宏发的下一步该怎么走,新的增长点靠什么?跻身世界继电器生产企业20强还缺少什么?“不断进取,永不满足”的精神激励着郭满金,他把自己和宏发放到了“二次创业”的位置上。
  D2生产线的适时出现,让郭满金的思索找到了出口。
  实际上,西门子公司的D2生产线是1986年投入使用的,用于第二代信号继电器的生产,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国际上已经在做第四代信号继电器了。尽管西门子的这条生产线相对世界先进水平已经过时,但在中国,还没有与第二代信号继电器相关的自动化生产线,也没有对应的产品。
  此时已经在国际继电器行业颇有交游的郭满金,深知信号继电器对于中国市场的意义。它广泛运用于程控通信、计算机、工业自动控制、办公自动化和家用电器智能化等设备中,不仅市场容量大,而且具有发展前景。同时,信号继电器与宏发当时的主打产品通用继电器同属于电磁继电器这个大类,如果开始生产,可以充分利用原有的各种设备和资源。
    就在宏发意向引进D2生产线时,当年在厦门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这一年,全国继电器技术情报网年会在厦门召开,辽宁丹东继电器厂厂长在会上无奈地诉说道,花了300多万美元从国外引进了一条生产线,服侍这条生产线的代价太大了———设备一有毛病,就得请洋专家专程来诊断、修理,易损件坏了又必须到国外购买,而原材料不是进口货生产线就走不动。“洋马必须喂洋草,它吃惯了白面包,一吃粗粮就生病。”那位厂长在会上呼吁同行要吸取他们的教训,千万不要上当。浙江一家继电器厂也有着同样的命运,花了几百万美元引进的信号继电器生产线,竟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的状态。
  丹东继电器厂的遭遇让与会者唏嘘不已,也让郭满金引进D2生产线的决策遭受到压力。为了进一步论证合作的可行性,郭满金亲自带队到生产信号继电器的北京松下继电器公司和上海欧姆龙公司,了解这些单位为什么不仅生产线正常运转,而且规模仍在不断扩大的原因所在。
  一番调查之后,郭满金心里有谱了:信号继电器对工艺、设备和材料等的要求非常高,确实不好干。但信号继电器与通用继电器没有截然不同的界限,只要公司组织好,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条件,就能驾驭它。郭满金还从中领悟出:信号继电器体积小、结构紧凑、零件尺寸一致性好,这正与公司当前发展通用继电器所追求的目标相一致,公司若能开发、生产别人不容易制造的产品,就能稳定地领先别人。
  1999年,郭满金正式拍板,决定与西门子签订合约。多年以后,很多人对此次设备的引进都不约而同地用了一个“捡”字。因为D2生产线其实就是西门子的一套准备废弃的旧设备,如果不卖给宏发,西门子也不会再用;而如果继续放在西门子,它不过就是一堆废铜烂铁。然而,运到中国以后,还是这套旧设备,在宏发人神奇的改造下,却旧貌换新颜,脱胎换骨,焕发出它蓬勃的生机,为宏发的第二次创业保驾护航。
  另外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在这次与西门子的谈判中,再一次看到了郭满金不同于一般国有企业家所特有的商业智慧。D2生产线对于宏发的价值,郭满金自然是知道得很清楚,难能可贵的是,他也清晰地看到它在西门子眼中的分量,“压根就是破烂设备没地方甩了”;同时,他也摸准了对方开价的心理,“他们之所以定这样的价格条件,是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想到我们能把这个设备用起来。”就是认准了这两点,郭满金在临近付款期时做了一件一般中国企业家根本不会这么想,更不可能去做的事:声称自己用不了这个设备,请求西门子将其收回。最后,双方达成的购买价格,几乎只有原定价格的一半。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郭满金还真不是想占西门子的“便宜”,他就是很看不惯西门子对中国人的态度,所以他不仅要用好设备,同时要给西门子一点“亏”吃吃。“我还算比较厚道的,不给他钱,他也没办法。”这就是一个再真实不过的郭满金,既“厚道”又“狡猾”;既与海外展开广泛合作,又随时保持着民族自觉意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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